八

    正巧“一月风暴”发生了，学生们都涌向上海串联。我随同学们到上海，借故在上海的姑妈有病留下来，同学们一走，我便买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经给我的地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联用的“北师大井岗山红卫兵”的介绍信，说我要了解一个人。没想到他家在当地那么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干部马上说他家是个革命家庭，父亲因主张抗日被日寇杀害，两个叔叔都是新四军时期资深的地下党员等等。所讲的和他告诉我的好比一块版印刷的那样完全相同，我的心便发生了变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学教书，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个纯朴老实的人，人比他还瘦，脸形、眼神和有些动作很相像。我不知该说我是谁，大嫂却马上认出我，因为大哥家有我的照片，对我分外亲热。乡间人的感情实实在在，没法儿挡，只有热乎乎被感动地接受。转天一早，大哥带我去见他母亲。去往他出生长大的那块故土。从公社到他老家还有四十多里地，他大哥骑车驮着我，在水田中间的羊肠小道横横竖竖地穿行，大哥的车术真是高极了，穿呀穿呀终于看到他家。

    他母亲大概提前听到信儿了，远远站在几间茅草房前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他母亲头上梳一个小抓髻，穿着一件阴丹士林蓝布褂子，肥裤子下露着脚脖子，一双小脚，瘦高瘦高，直立着，脸颊的皱纹一条条像雕刻上去的。我应该叫她什么呢?未及细想，情不自禁叫她一声：“妈妈！”

    老太太两只瘦长的手伸上来，直抖呀，把我从头一直摸到脚。心疼我呵!她五个孩子中只有他一个出息了，还到北京那么个大城市上大学，工作……但她哪里知道儿子成了反革命?我当然不敢讲，只说他忙，托我回来看看。

    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从别的地方叫来，杀一只鸡。村里有点消息就像阵风霎时吹遍，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拐杖全来看我这个“没过门的媳妇自己找上门来”。这里方圆百里，大概还没有过北京来的女大学生呢。大家因着我看呀，笑呀，问话呀，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已是他家的人了。当晚，他母亲几乎搂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讲了他小时候所有的事，在母亲嘴里，孩子任何一个细节都裹着浓厚的情感……不知不觉，他这样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转天告别时，他母亲送给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着这袋子回上海，没停，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当我把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么聪明，什么都猜着了。他哭了，觉得对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亲。他从来没有这样让人可怜。

    这样，我不但决定和他恢复关系，而且坚定地往前迈一大步，我们结婚了。

    这是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俩抱头痛哭……。

    九

    婚后，学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斗不能去报到，闲在家中。他的问题看来得等“运动后期解决”了。文革像迷了路，愈来愈没有尽头，那一阵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学院学部看大字报，正是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口号出来，到处都是这内容的大标语。那天不知为什么总感觉特别紧张，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见他回来，忽然门“哐当”打开，作协造反团的两个人押他进来，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还要查查他的书。”这就抄家，把书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对我说：“这段时间他不回来了，明天早上开他的批斗会。”说完就把他带走。我坐在床上傻了，追也没追，一种大难临头的味道这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还真的觉得他这一走，完了。小屋变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协会。

    我登上五楼，坐在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由于杨成武的讲话很极端，批斗的气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来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见我便感到不孤单，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斗会上，轰轰烈烈的叫喊声一点儿也听不进耳朵，心里乱成一团。批斗结束后，我被作协造反团叫到另一间屋谈话，他们还把我同班同学们叫来，要给我做工作。我下定决心一句话不说。

    就在这时，忽听外边走廊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脑子下意识响起一个声音：“坏了！跳楼！”不由自主猛地从沙发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几个人堵在门口不叫我出去。谁也没告我什么事，我像断然什么都知道了，木头一样戳着不动。大约二十分钟后，会议室那边批斗会又开始，却变成一种声讨会了。阵阵加剧的呼口号声竟然变得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一会儿如雷炸脑，一会儿隐隐约约很遥远，这时我已经没感觉了，麻木了，脑子完全停顿，不会哭，不会笑，什么也不会。

    只见进来一帮人围着我说话，谁也不直说，作协那些人多鬼，谁都怕把我刺激疯了担责任，绕着弯子做开导工作。我毫无反应，只见许多双眼直对着我，许多嘴巴在动。恐怕这是人将死时的一种感觉吧。

    当天他们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爱人家里。这女人和老作家划清界线，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女儿，作家协会还加派一个女干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实我不会出事，因为我像傻子一样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不会思维，不知道时间，连他死没死的概念也没有，恍惚只觉得自己是个动一动都很困难的肉体。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杀这条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后事，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半个月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的清醒，非凡的明白，死而复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忽然我感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就算福气；当然，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俱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给大哥一半钱，挥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北京，摆脱他死的地方，摆脱这一切，摆脱得愈干净利索愈快愈好。这就背起行李卷儿，孑然一身，去往一无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报

    十

    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山阴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对管分配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就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有的扭过脸嘁嘁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三十多岁挺爽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二十一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妇!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姐那张标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他们。我耳边忽然响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卖掉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换了七十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姐姐写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

    过后姐姐写信说，她看见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机会没有给她……

    十一

    我到达大哥家时，他母亲正住在那里，听说我来了，从屋里跑出来，长长瘦瘦的者太太，飘着满头白发，一双小脚迈着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绊倒，摔了一身土。我扑过去抱住她，娘俩互相紧抓着对方后背失声痛哭。我们共同失去一个人，但此刻好像失去双倍的亲人呵。

    大哥说：“你要愿意在这儿，咱就苦在一块儿吧!”

    这样，我便随母亲住到乡下。

    一住进曾经生他养他那几间茅草屋，就有种小鸟回巢、游子归家的安定感觉。我想，工资、工作、大学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这里了。我天天跟随乡亲们干活，锄草耙地收麦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亲在一起时，常常有种他并没死的错觉，觉得我就是他，这错觉给我很大的安慰。乡亲们都很亲近。他们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从不问我。我便像在狂风恶浪出生入死地挣扎过后，躺在沙滩晒太阳一样，出奇的宁静，无限的宽解。有时痴望着苏北烟云雨树，水田中淡谈的倒影，大片大片浓得化不开的鲜黄的油菜花，我会幻想出他童年骑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

    这期间，燕北专署发现我失踪，到处打听我，电话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后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来最后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农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公安六条》下来，我算反革命家属，属于管制对象，情况变得紧急。一天夜里，大哥从公社骑车风风火火跑来说，村干部告诉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属，明天早上要斗她，你快转移她吧!”

    母亲发火了，她的脸颊直抖说：“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这时候，他两个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里的情况不妙。再说农村斗人很野，动不动乱棒齐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处长，怕那些眼神。整个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经没有出路了，便想到死。干脆就找他去吧！最无妨碍的去处，只有死亡。但我决不能死在他家，决心下定，我就说我先回上海暂避一时，母亲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