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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的可行性
2005-11-09
前言
中共中央十六屆五中全会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这长达近17,000字，分46节的繁杂文件，需要细心阅读分析，才能从大量的口号语言中抓住此文件重点。这是此文件的特色 ------ 面面俱到，大杂无当。仅管如此，此文件毕竟是今后5年中国大陆经济活动的公开的、表面的指导文件，从中可以看到中共高层对今后5年或更长时期的经济思路。
经济学家胡鞍钢对现在中国存在的主要经济和社会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增长质量反而下降；二是能源和资源短缺矛盾尖锐，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三是就业与失业压力仍然十分尖锐；四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成为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五是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更加突出，社会稳定状况堪忧。
这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经济和社会现实背景。
这个“规划”制定在今后5年的经济活动有6个重点。
一， 推进经济增方式的转变
二，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三， 解决三农问题
四， 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五，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六， 切实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一，推进经济增方式的转变
► “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近30年，发展出一套粗放型、资源投入增长型、高资源能源消耗型、利润低回报型、产品多重复型、劳力密集型、低挡下游产品加工出口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低挡产品的世界加工厂。
形成这个模式有多种因素：首先，中共自建立政权之后，中共从未建立过一整套深思熟虑、详细论证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过去所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仅是政治意识形态误导经济发展、强调经济为政治服务，造成多次经济大起大落。最著名的经济思想是“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重工业发展优先”、“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土法大煉钢铁”、“人民公社是天堂”、“15年趕超英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以及“小康社会”。在这些经济发展思想主导下，必然是仅顾眼前的、急功近利的、不顾成本、不顾效率、不顾民生及环境保护，追求的是短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持续的、高效率、环保绿色型的经济发展。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曾在国务院设立了十几个工业部，也建立了不少工业设计院，整批大量的抄袭苏联设计。大专院校中断欧美教育体采，完全采用苏联教育体系和教材。这样的结果把苏联的粗放型、高资源能源投入型、低效率低回报率型经济模式大批的转移到中国，直至今日仍禍害不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大量引入美、欧、日本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线。但中共培养出来的经济和科技官员，特别偏愛引进外国硬件，直接抄袭外国产品，很少引进欧美和日本的生产线软体，加以消化，改进软体，创制成自己的产品。可见中共官员和企业管理层不愿意下苦功夫自创产品。相反，韩国引进IT产业不比中国大陆早，但韩国特别偏重引进软体，加以消化，逐渐形成自己的产品，使韩国成为IT产品强国，特别是儲存器生产世界大国，还有平板电视机、小轿车、巨型贷轮在世界贸易链上占有一席。为什么会这样呢？韩国特别重视教育和产品创新。而中国正好相反，不鼓励中国百姓拥有独立思考，打压言论思想自由，不鼓励创新，这和中共统治下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教育体系都有关。并且养成盗版習惯，以偷袭外国或别人的智慧产权为出发点。向世界各国派出大批经济技术间谍，盗取技术情报。这样一来，怎么可能走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道路呢？中共的官员们对发展经济大都采取“短、平、快”的模式，使用一切手段在最短的时期内赚最多的錢。“唯钱至上”，极少有中共官员去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战略，极少有企业经理们大力支持产品开发研制和创新。几十年来一直维持所谓的唯物主义观，实际上就重视硬体，轻视软体，只见物不见人。
粗放型经济模式特别适合于中共一党独裁专政体制。用全民资源、国家财政、赔上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抄袭世界各国都不愿接纳的“垃圾工业”和“夕阳工业”，中共官员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这是符合中共统治本性。
由此可见，在上述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条件限制下，五中全会要求在今后5年内，把中国大陆经济从几十年的習惯道路上，将粗放型经济改变为节约型经济，这在文件上做做口号形式很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地方政府和大中型国营企业经理们不配合，不执行，所以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从地方官员和企业管理经理们来看，他们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得大量低息贷款，可以政策性不缴还贷款，还可以保持官位从中获利，那他们为什么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去改造经济呢？对他们而言是无利的苦差事，不会有几个地官员们和企业经理们去拼命的。原因很简单，企业是公家的，输赢无所谓，官位是自己的，有官位必有权，有权必有利。这和私人企业的经理们的处境完全不同。
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 “以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关键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
美欧日私有企业提昇产业技术水平是有几个条件促成的。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的压力，产品的成本压力，包括劳动力、资源、能源、新产品开发研制、高昂环境保护费用，及广告等成本的压力，股东投资成本回报率和回报期尽可能短的压为，以及上市公司股票股价的变动影响公司盈收等等。所有这些都无时无刻的压力，强迫私有企业提昇产业技术水平，提高单位产品生产率和加快资本周转率。只有不断的提昇，私有企业才能在竞爭市场中站稳脚根，拥有市场一定的占有率。同时，新技术新产品获得智慧产权的法律保护。
这些相同的压力存在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身上吗？应该是同样存在的，但中共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们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对付。大笔国家银行贷款源源投入，给外商特殊税务优惠，广招外资投入，这就不存在成本的问题。压低工人工资和医疗保护、不重视环境保护投资，几乎没有开发新产品研究投资，依靠国家行政手段压低能源价格，毫不考虑造成能源极端浪费等。这些措施保证国有企业开工，并以固定汇率保证产品以低廉价格出售行销全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但己运作了几十年，怎么可能在短短5年内能夠憑五中全会的文件可以改变呢？
只有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解僱大批多余的工人，才能完全按自由经济规律操作。但是在没有社会安全保险体系建全的条件下，无疑是为社会革命制造瘟床，这又是中共政权不敢做的事。所以在现在的体制下要求企业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是极为困难的。
►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广泛应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形成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发挥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五中全会对新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出的囗号与主张，从文字表面看是面面俱到，从思路上来细细分析，它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路，不是自由经济的思路。从美国和欧洲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历史来看，没有那个经济官员规划去发展什么先进产业，也没有任何人规划了全国的电脑、IT、网络、生物工程、手机的发明、研制和生产。所有这些都是来自私人的发明，私人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来开发产品，按排生产销售全球。而中共五中全会制定的面面俱到的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规划，实际上是追趕美欧日的先进产业而己，都是在国际市场上己有的产品，中国至今还拿不出自已独创的先进制造业产品。五中全会提出所谓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策略，不外乎花大錢购买外国专利(不可能是最先进的，至少保持5-10年的科技水平距离)，引进二、三流的生产线，甚至是别人淘汰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大陆。其结果是中国仍然是成为世界产品生产链中的下游产品、低附加价值产品的集中加工厂而己。没有自己的独自创造发明，所谓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也只是件漂亮的外衣而己。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执行中央制定的规划。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由中央和地方及企业都愿执行的方案。中央提出方针，地方和企业不执行怎么办？在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划中，是政府主导还是国有企业主导？私有企业占什么位置？如果仍是国有企业作主导角色，那又是会转回到计划经济模式，国家政府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仍然不会精打细算节约成本、资源和人才，还是远离节约型经济模式。只有让私有企业在相当程度参于，并逐渐由私有企业占主导地位，节约型经济模式才能建立。
► “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制定和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文化、旅游、社区服务等需求潜力大的产业，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
服务业中最重要的是金融业，中共政权垄断控制的金融业是最腐败、最黑暗的行业。贷款收不回，贪污盗窃公款是中国金融业的最大特点。收不回的国有企业贷款被称为“不良资产”。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AMC共同主导着价值两万亿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这个市场出现自1999年开始的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行动——四大商业银行共剥离14000亿，到了2004年，建行、中行再次股改剥离约5000亿，其间交行剥离600亿。更重要的是，银行仍然拥有不断增长的巨大不良资产组合。据估计，规模可能占到中国GDP的27％左右。五中全会对此问题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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