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斯各脫‧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一八九六年 — 一九四零年)的一生是短暫的，他的創作生涯充其量不過二十年，但他卻留下了四部長篇小說和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說，使他成為二十世紀一位十分杰出的美國小說家。
    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是美國小說的黃金時代，群星燦爛，各放異彩。德萊塞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長篇巨著，並且在一九二五年又發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國的悲劇》。同年四月，《了不起的蓋茨比》（The_Great_Gatsby）在紐約問世，著名詩人蒹文藝評論家艾略特立刻稱之為「美國小說自亨利‧詹姆斯以來邁出的第一步」。海明威在回憶菲氏時寫道﹕「既然他能夠寫出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樣的好書，我相信他一定能夠寫出更好的書。」艾略特和海明威都是以苛刻聞名的批評家，因此我們就不難領會這些評價的份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元氣未傷的美國進入了歷史上一個短暫的空前繁榮的時代。「美國夢」像一個在半空游蕩的彩色斑爛的大氣球，使一代美國人眼花繚亂，神魂顛倒。菲氏說過﹕「這是美國歷史上最會縱樂、最炫麗的時代，關於這個時代將大有可寫的。」他所大寫特寫的正是這個時代，並且將它命名命名為「爵士樂時代」，因此人們往往稱他為「爵士樂時代」的「編年史家」和「桂冠詩人」

   。菲氏並不是一個旁觀的歷史家，他縱情參與了這個時代的酒食徵逐，也完全溶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現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
   、生活氣息和感情節奏。但更重要的是，在沉緬其中的同時，他又能冷眼旁觀，體味「燈火闌珊，酒醒人散」的悵惘，用嚴峻的道德標準衡量一切，用淒婉的筆調抒寫了戰後「迷惘的一代」對於「美國夢」感到幻滅的悲哀，不妨說，《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爵士樂時代」的一曲挽歌，一個與德萊塞的代表作異曲同工的美國的悲劇。直到今天，《了不起的蓋茨比》還是美國一部家喻戶曉的經典。
    我對菲茨杰拉德和他的作品並無研究，可是我和《了不起的蓋茨比》卻有過一段陰差陽錯的「因緣」。
    一九五一年夏，我應北京燕京大學之聘，從芝加哥大學回國任教。行李裏除了幾件舊衣服，一架手提打字機，主要都是從讀大學到研究院積累下來的幾百本英文書刊。八月中到校，九月一日上課，我教的是英語專業四年級兩門課。當時正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高潮，班上有些學生對我這個不遠萬里從「美帝」來歸的青年教授感到好奇，不時來串門兒聊天兒，也有借書看的。我生就一張沒遮攔的大嘴巴，聊起天兒來，天南地北，文學、政治，無所不談。至於借書，學生肯讀我就高興，想看甚麼自己到書架上去挑選，連招呼也不用打。
    那是我教學生涯的開端，幾個月下來，雖然感到政治氣氛惱人，教學和生活大體上還是正常的，可是，好景不常，十二月間，「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就在全國高等學府鑼鼓開場了。燕京是一所美國教會學校，理所當然被封為「美帝文化侵略的堡壘」，校長和教授們也順理成章當上「文化侵略的工具」。運動一打響，全校停課，中共北京市委派工作組進駐燕園，領導運動，校長靠邊站。斗爭矛頭先指向校長、院長、系主任，然後是各系教授、副教授，人人當眾作「自我批評」，還要接受學生批判，搞「人人過關」。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西語系以「資產階級思想」泛濫聞名，系主任和幾位老教授當著全系師生作檢討，個個把自己罵得一無是處，痛哭流涕，仿佛犯了甚麼滔天大罪。我雖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國後短短幾個月裏犯過甚麼錯眨�眼看著我平日敬重的前輩們的榜樣，知道在劫難逃。輪到我上場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罵了一番，無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長期受資產階級教育、迷戀西方文學等等，滿以為可以過關。不料我的話音剛落，一個英語二年級姓李的男生跳了起來，一開口就給我當頭一棒，罵我的檢討「浮皮潦草，避重就輕，談遠不談近」，嚇了我一大跳。接著，他一手舉起一本書，一手指著書的封皮，義正辭嚴地質問我﹕「你從美帝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平日在談話中經常散布資產階級思想，居心何在
   ？」我伸頭仔細一看，書的封皮上畫著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紅，手裏舉著一杯香檳。原來是一本破舊的袖珍本The_Great_Gatsby,是我班上一個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涼氣，心裏想﹕「我承認我的思想落後，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進垃圾堆，那還辦不到呢。」
    我的「思想改造」有如逆水行舟，外部壓力越大，我越要求獨立思考，終於中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陽謀」的暗算，打入了另冊，從此多年與西方文學絕緣。妻子受株連，顛沛流離，不管有多艱難困苦，也不忍心把我那幾箱舊書當廢紙賣掉。「文革」浩劫臨頭，全家流放安徽農村，書遭了澇災。天一放晴，我倆把紙板箱一個一個打開，把書攤在茅屋門口晾曬，發現那本破舊的The Great Gatsby雖久經患難，卻有點不服老的神態。
    「文革」過後，我重返北京任教，時隔不久，忽然接到《世界文學》月刊編輯來信，要我盡快將The_Great_Gatsby譯成中文。簡直不可思議！「腐蝕新中國青年」的黑鍋，我背了將近三十年，怎麼偏偏會找到我來翻譯這本「下流壞書」？莫不是命運的嘲弄，還是菲茨杰拉德顯靈，責成我為他「平反」，還他一個公道？思前想後，我雖自感譯筆粗拙，難以重現他那優美的風格，卻又也無法回避這道義的召喚。
    十年以後，我用英文寫了一本回憶錄，自然把這段公案寫了進去。書於九三年在美國出版後，陸續收到許多讀者來信，其中有一位是曾在紐約舞台和好萊塢銀幕上活躍過的女明星，她在來信中特別提到這個情節，接著寫道﹕
   
    我認識他。三十年代期間，我是個演員，住在好萊塢一家名叫「真主花園」的旅館，許多來做短期工作的作家和演員住在那兒。斯各脫‧菲茨杰拉德那副愁苦的面容是我平生所僅見。他那悲慘的處境刻劃在他臉上，流露在他聲音裏。我是在餐廳裏結識他的。那天
   我一個人正在看雷格蒙的小說《農民》，有個人在我身旁彎下身子說﹕「你幹麼要看這本波蘭式的《亂世佳人》？我回答說﹕因為是我的朋友納特‧福柏推薦的，我也非常愛看。」他聽了嗤地一笑，又搖搖頭，仿佛我無可救藥了。我問他﹕「那你推薦甚麼呢？」他說﹕「哦，最優秀的作家斯各脫‧菲茨杰拉德的任何東西。
   
   我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仿佛《蓋茨比》的作者又一次顯靈，可惜「蕭條異代不同時」，我只能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了。
    但是，故事並沒到此為止。馬里蘭州洛克維爾市有一座聖瑪利天主教堂，離我們在維州的住處不遠，這座小教堂建於一八一七年，建築古樸莊嚴。每逢主日，一位中國神父在那裏為華人教友做彌撒。去年八月二十日上午，我陪妻子去那裏望主日彌撒。我送妻子進堂以後，獨自出來在陽光下漫步，心曠神怡。不知不覺間，逛入了教堂邊上的墓園，心裏默頌起英國詩人格雷的《墓園挽歌》，又感到無端的惆悵，神思恍惚。突如其來地，一個高大的身影從一塊墓碑前面冒了出來，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聲﹕「誰？」定神一看，原來是一位衣著整齊的中年白人男子，我舒了一口氣。他沒理會我的問題，卻指著墓碑說﹕「最優秀的美國作家！」我低頭一看，毫無雕飾的石碑上刻著﹕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September 24,1896 —December 21, 1940
    Zelda Sayre
    July 24,1896 —March 10, 1948
   
    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奇緣！四十四年前，他在萬里之外的異國和我一道蒙冤受難。今天，我無意之中竟然又有幸在萬里他鄉邂逅他的陰靈。這是一片很不起眼的墓地，菲氏家族的幾座墓佔了其中一小塊地方，沒有樹木，沒有花草。這裏既沒有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詩人墓地的莊嚴肅穆，也沒有米蘭大教堂的瑰麗堂皇。想當初，一個不甘寂寞的金髮少年，夢想憑自己的錦繡才華，營造一座金碧輝煌的地上天堂，享盡人間賞心樂事。曾幾何時，貧病交迫，夢碎酒醒，他身不由己來到這個角落安息，和他的紅粉佳人分享一杯黃土和永恆的寂寞。墓園幾步之外就是一條大路，日日夜夜奔馳著川流不息的車輛，萬萬千千的匆匆過客中有幾人曾在這裏「解鞍稍駐征程」，低徊憑吊一下這位「美國夢」的化身和「爵士樂時代」的史詩大師？也罷，永遠擺脫了名韁利鎖，超越了生與死的魔難，菲茨杰拉德有福了，他將以他的不朽詩篇彪炳千秋。
    時已正午，彌撒完了，妻子走出教堂，看到我在墓地躑躅，遠遠地喊道﹕「你不怕中中暑嗎？」我指著墓碑說﹕「又踫上老朋友啦。」她感到詫異，走到墓碑跟前一看，笑著說﹕「這大概可說是陰魂不散吧。我望了一臺彌撒，你竟然又有一次『幽會』。明年是他的百年誕辰，咱們帶一束鮮花，來安慰他的英靈吧。」我又指著墓碑前地面上一塊碑石，上面鐫刻著《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最後一句﹕
   
    於是我們奮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進入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