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回北京，曾專程前往友誼賓館探望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久別重逢，自然感到格外溫馨。可是看到乃迭病體支離，想到她多年來的慘痛遭遇，連一句安慰的話也說不出口。萬里之外聽到她於十一月十八日凌晨在北京去世的惡耗，雖不完全意外，仍不禁悲從中來。
    早在一九五二年夏，我就有幸和他們夫婦相識。當時我在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學任教，奉派參加「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的英文翻譯工作。到北京飯店報到後，第一頓午飯是在附近的歐美同學會吃的，鄰座是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年西洋女士，我自然地用英語和她攀談。不料她卻講起漢語來，字正腔圓，將了我一軍。我去國多年，回歸還不到一年，漢語講得還遠不如她，真感到汗顏。我對國內英語界的情況更不甚了了，有眼不識泰山，原來她就是楊憲益的英籍夫人戴乃迭，英語界泰斗級的大師。
    後來才知道，抗日期間，楊憲益在天津高中畢業後游學英倫，在牛津大學和戴乃迭同窗。她的父親是一位漢學家。她出生在北京，五、六歲時才隨雙親離開中國去英國，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數年相交，她和憲益成為志同道合的情侶。牛津學成，新婚燕爾，她就隨同憲益兼程來到烽火連天的異國，和她鍾情已久的中國人民並肩戰斗。面對這位溫文爾雅的外國友人，她當年遠離自己的祖國和親人，把自己的青春和前途獻給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事業，十多年來，不管生活如何艱苦，始終不渝，怎不令我這名姍姍來遲的游子肅然起敬！

    後來他們夫婦留在外文局工作，戴乃迭除了英譯大部頭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還主持英文版《中國文學》月刊的編輯工作，向國外介紹現、當代中國文學，不但在首都聲望日隆，而且蜚聲國際了。而我從五十年代中期就入了「右派」另冊，流徙邊陲，和他們失去了聯係。
    八十年代初期，我重返北京工作，才有幸和他們重逢。這時，我從友人處聽到他們全家在文革期間的浩劫，真是觸目驚心。兩位舉世聞名的翻譯家，不僅成了無產階級專政鐵掃帚橫掃的對象，而且戴上英國特務的高帽子，雙雙鋃鐺入獄，在半步橋監獄一蹲就是四年。家也封了，三個未成年的孩子，一男兩女，無家可歸，還成了「革命小將」肆意凌辱的小「英國特務」。在紅色恐怖的無情摧殘之下，他們的獨子終於神經失常，被他們的一位英國友人帶到倫敦去治療。及至父母出獄還家，方得知愛子已在友人家縱火自焚。戴乃迭的喪子之痛，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是輕描淡寫的「平反」、「道歉」所能彌補於萬一的嗎？
    乃迭和憲益好客善飲。百萬莊寓所「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我也不時應召敬陪末座。乃迭的話不多，但一開口就不乏機智與英國式的幽默。她總是一杯接一杯地喝威士忌酒，有時候沒等開飯她就醉倒了。可是，醉也罷，醒也罷，她在談話中從來沒提過他們在文革中的劫難，從來沒提過她的喪子之痛，從來沒有怨天尤人，顧影自憐。一杯在手，若無其事。面對如此堅強的女性，我怎能不肅然起敬！但是，我再麻木不仁也能痛感到，她的旎暝谑茈y，在泣血。幾十年來，她和她熱愛的中華民族同命運，共呼吸，又一同度過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她深情的靈魂能不為中華民族在受難，在泣血嗎？
    戴乃迭是無比堅強的。劫後餘生，她並沒有一蹶不振，卻又重新投入中國文學的翻譯事業。她和憲益合作，終於完成了被「文革」打斷的《紅樓夢》的英譯，一九八七年出版，留下一座豐碑。又相繼譯出了沈從文的《邊城》、古華的《芙蓉鎮》等等一本又一本名著。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震驚全球。一向以散淡聞名的楊憲益，拍案而起，通過英國廣播公司，慷慨陳詞，聲震寰宇。英國駐華大使因此關心他們今後的處境，立即派官員到他們的寓所，表示如果他們願意去英國，使館可以馬上為憲益辦好簽證。戴乃迭馬上斬釘截鐵地答道﹕「憲益沒有犯甚麼錯。他不會走，我也不會走。」不過，憲益還是被文化部的新左王開除出黨。他是三年前才入黨的，當時我開玩笑用英語問過乃迭﹕「憲益入黨了，你有甚麼感受？」她用漢語慢條斯理地回答我說﹕「我們的朋友們說，憲益本來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他現在沒有甚麼意思了。」我笑著說﹕「這是哪兒的話？楊憲益永遠是楊憲益。」憲益被革教門之後，我又跟乃迭說﹕「楊憲益現在不是更有意思了嗎？」它聽了哈哈大笑。
    半個多世紀以來，戴乃迭和楊憲益合譯以及她獨譯的中國文學經典和現、當代名著，洋洋數千萬言，嘆觀止矣！但最難能可貴的卻是﹕雖然對共產中國存過幻想，經受過歷次政治運動的煎熬，直至身陷囹圄，家破人亡，但她畢生對中國人民和文化的熱愛卻矢志不移，歷久彌堅。她非凡的成就和獨立的品格不是那些號稱中國人民的朋友的3S（斯諾、斯沫特萊、斯特朗）之流所能企及的。這些美國記者當初也曾滿懷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熱情，無奈由於陷入意識形態的泥沼，視野扭曲，長期用片面的報導給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斗爭幫了倒忙。戴乃迭在北京開始了她的人生歷程，又在北京結束了她獻給中國人民的一生，她才不愧為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