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輩的中國研究英語的人不同，我沒有機會受教于威廉‧燕卜遜（William Empson)。他是一九三七年從英國來北京大學教書的。就在這一年，日本侵略軍佔領北平。於是全體教職員和學生一起向內地撤退，先到長沙，然後又轉移到昆明，和清華、南開合併，成立西南聯合大學。燕卜遜和他的中國同事與學生一起，徒步跋涉，一直走到昆明。
    一九三九年什一月我進入西南聯大唸一年級時，燕卜遜已經離開中國了。那時我聽見外文系高年級的同學和助教們熱烈討論一本書，有時爭得面紅耳赤，那本書的名字是Seven_Types_of_Ambiguity_(《七種含混形態》）。我偷偷查我的袖珍英漢字典，看看‘ambiguity’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但是根本不敢踫這本天書。
    抗戰勝利後燕卜遜重返北大執教，我已去了美國，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學習現代文學批評理論。芝加哥學派的教授們標榜「新亞里士多德主義」，把燕卜遜那本被「新批評派」奉為圭臬的天書批淂一無是處。

    直到一九五一年，我離開芝加哥大學回國後才有機會和燕卜遜見面。我的教學生涯是在燕京大學開始的，當時我的一位美國同事、青年講師葉瑪西(Marcelia Yeh)經常問起我在芝大學習的情況。當我告訴她芝加哥學派的批評家們認為「新批評派」並不高明，才知道她是「新批評派」祖宗燕卜遜的朋友和崇拜者。當時燕卜遜仍在北大任教，但不久就要回國了。
    過了幾星期，葉瑪西受燕卜遜之託邀請我到他市內的寓所吃晚飯。我覺得十分榮幸，但心里也準備來一次「唇槍舌戰」。後來事實證明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那天晚上，這位名重一時的文藝批評大師對於談論文藝理論和批評毫無興趣，盡管我一而再試圖和他交鋒也白搭。最後，我帶著一個新近歸依「新亞里士多德主義」的信徒的熱情，直截了當地問他，對于我的老師埃爾德‧奧爾遜(Elder_Olson)教授猛烈批評他的新論文有什麼意見。我以為他一定會起而自辯，不料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人。」我無話可說了，談話便由葉瑪西和一位年青的美國藝術家布朗先生接了過去，布朗是特別來幫忙張羅這頓晚餐的。
    吃完了飯就上茶，燕卜遜問我要不要加糖或牛奶或兩者都要。我說都不要，因為我從小到大喝的就是什麼都不加的中國茶。但是他堅持說，英國茶如果不加牛奶和糖，那是根本不能喝的。我只好讓步，不過我心里納悶兒，他在茶之故鄉耽了那這麼多年，在這里有千百種異國情調的品種可供他挑選，為什麼還堅持那老一套。我暗自解嘲道，人，顯然是各有所好的。喝茶如此，文藝批評也不例外。
    我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一直到三十二年後，我應英國文化委員會的邀請到了英國。一九八三年九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我經巴黎抵達倫敦。英國文化協會已經替我安排好，次日中午和韓奇瑞(Keith_Hunt)先生吃午飯，下午去拜訪威廉‧燕卜遜爵士。韓奇瑞直到一年前還在北京英國大使館任文化參贊。那是我們初會，但談話輕松愉快，從一個中國話題跳到下一個。我感到他對北京和中國懷有一種明顯而輕快的依戀之情。最後他看了看手錶，馬上站了起來，說我已過了和燕卜遜爵士約會的時間了。他匆忙地把我拉出那家法國餐廳的門口，送上一部出租汽車，然後再跑回餐廳打電話給威廉爵士，向他道歉說我來晚了。
    我到達漢普斯達山花園一號，按了「寫作小樓」的門鈴，使我詫異的竟是爵士親自開門迎我進去。那是我頭一天到倫敦，燕卜遜也是我在平頭老百姓生活中見到的頭一位「爵士」。事先我曾想象他有身穿制服的男僕和屈膝行禮的女佣。我眼前看到的卻是一個樣子非常普通，中等身材，頭髮灰白的老頭儿。他穿著襯衣，領子敞開著，沒有任何虛飾。威廉爵士很愉快地歡迎我，根本不理會我有點尷尬的抱歉話，然後把我帶進他那間到處都是書的大寫作室。這時我才覺得隨便些。
    「告訴你，今天是我的生日，」他帶著孩子氣的喜悅告訴我。
    「哎呀，我來淂這麼巧太好了，祝您壽比南山，燕卜遜教授，或者我該說威廉爵士！」
    「不過今晚上沒有生日會，」聽上去他有點失望。「我太太說，不在周末請客簡直是開玩笑。客人很早就要走的。這樣只好改在星期六了。」
    過了一會儿，他提議到花園去坐。那天下午有太陽，很熱，但坐在樹蔭下很舒服。談話一開始，我就說自從葉瑪西那天晚上帶我到他在北京的家裏去見他，許多年過去了。他立刻就問我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命運怎麼樣。我說，自從一九五八年我被從北京放逐之後，就和她失去了聯係。但我聽說她的中國丈夫
   、一位杰出的科學家，死於非命，而她也回美國去了。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以很柔和的聲調問我，在那些動亂的歲月我本人的遭遇怎麼樣、北京大學有哪些變化、他以前的某個同事或學生怎么樣了。他那壓抑的聲調使我想起那首著名的唐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燕卜遜懷念的是一片遙遠的國土，他在那里度過一生中的錦繡年華，他的思鄉情結是有節制的，但幾乎是絕望的。他不斷地往我的酒杯里添法國白蘭地（還是蘇格蘭威士基？），而他自己只是呷幾口葡萄酒。這使我有點詫異，因為我聽到過一些關於他豪飲的逸事。後來我才聽說他動了唇癌手術後就不再喝烈性酒了。那一天，我果真注意到他嘴唇的動作有時候不自然，使他說話時帶上一種抑制的嘟噥的聲調。
    他的兒子捧茶到花園來，我們的談話中斷了一會兒。這一次，給我什麼我便喝什麼_加糖加奶的英國式茶。我利用這個機會給這位大師照了幾張相片，他抱著貓坐在花園椅子上。最後我暗地看了一下手錶，我差點儿嚇了一跳。「天哪！已經六點了！我淂立刻走啦！」
    「有別的約會嗎？和誰約好吃晚飯嗎？」
    「沒有，沒有，」我否認道。「但是我已經佔了您太多時間了。英國文化協會那位制訂日程的官員告訴我，訪問不能超過一小時。」
    「瞎說，」威廉爵士嘟噥著說。「咱們看看該怎麼辦。你在這裏坐一坐，我去打個電話。」
    過了幾分鐘，他回到園子裏來。白髮的老教授像小孩似的露出了滿意的微笑，告訴我另一位英國文學教授要來和我們一道去吃晚飯。幾分鐘後，他給我介紹新來的客人約翰‧威烈（John_Willey)，是一位研究布萊希特的專家，最近去過香港參加一個布萊希特會議。他想知道，為什麼中國不願在北京召開一個布萊希特會議。我一時答不上來，有點窘。但是燕卜遜不費力氣地替我解了圍，他開始復述我剛才告訴他的我這幾十年來的許多荒唐遭遇，幾乎一字不漏。他的記憶力使我大吃一驚，於是我更加相信以前聽到的一個故事一定是真實的。聽說一九三七年他撤出北京後，在長途跋涉當中，在一塊簡陋的黑板上，憑記憶把《哈姆雷特》全部寫了出來，逐行逐字，全無遺漏。我一時沉緬於回憶和欽佩的心情中，這時兩位教授正商量去附近哪一家餐館吃飯好些。
    我們去了附近一家中國餐館，燕卜遜說是開張不久的。叫了什麼菜吃已經記不得了，不過我記得那餐館靠一面牆有大玻璃缸，裏面游來游去的五顏六色、大大小小的金魚使燕卜遜看淂入迷。他回憶起北京那些千百種金魚，還說那些金魚是放在大缸裏在公園裏供遊人觀賞的。我再次感到他對北京有一種眷戀之情，於是我問他是否打算不久要去北京訪問。
    「不成，不成，恐怕這兩年我哪兒都去不了啦。我正在整理我的文稿。我今天已經七十八歲啦，你要知道。」
    「那麼好，等您把文稿整理好了以後，」我緊追不放。「您可以回北京來，和許許多多門生故舊一道慶祝您的八十大壽。完全是為了懷舊，連講學也免了。您願意來嗎，燕卜遜教授？」
    「不過我喜歡講學啊，」他輕輕地說。
    他那簡單、毫不做作的話，他雖然已經付出了許多，卻仍然願意與人分享他文學批評的智慧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
    「好極啦，那就請您講學吧，燕卜遜教授。」我笑著說。
    吃完飯後，燕卜遜說我們一定要跟他回家喝杯睡前酒。這時天色已晚了，但我怎麼能說不呢？於是我們又回到他的寫作室，每人各飲一杯。我看看手錶，已經十一點半了。我起身告辭，燕卜遜看著我說﹕「我希望你能參加我的生日會，成吧？」
    他的邀請使我深感榮幸。但是我知道英國文化協會已經替我訂了票，在那一天去埃馮河畔的斯特拉福特鎮去看一齣莎劇的演出。
    「非常感謝，燕卜遜教授，我非常想來，」我答道。「但是我和另一位沒有爵位的威廉有約在先。我很晚才能從斯特拉福特回到倫敦。」
    「有多晚？」他緊追不放。
    「火車十點半才到倫敦。」
    「那也不算晚啊，」他決斷地說。
    「那末好吧，我一定來。」
    他很高興，快步送我和威萊先生走出家門，站在人行道上。他想替我攔下一輛出租汽車，無奈經過的幾輛都下了旗。他看出我有點焦急，擔心搭不上最後一班地鐵，最後他只好和我道別，看著我一路向地鐵站跑去。
    下一個星期六晚上，從斯特拉福特鎮到倫敦的火車拯c。我一到倫敦立刻跳上一輛出租汽車，手裏拿著從那位威廉的出生地帶來的一大束菊花，來祝賀這位威廉生日快樂。汽車司機花了好幾分鐘才找到目的地。到我按門鈴時，已過十一點了。我在樓上見到威廉爵士，周圍是一群崇拜他的年青客人。
    「你果然趕到了，」他笑著說。
    「可是這些菊花一路跟著我從另一位威廉的出生地過來，已經有點耷拉下來了。不管怎樣吧，教授，祝您生日快樂！」
    記得只在幾天之前剛剛單獨和他呆了十個小時，我便讓他和別的客人交談，自己則下樓去，在那自助餐桌上找點剩菜吃。不久也就到我該走的時候，否則又坐不上最後一班地鐵了。於是我又上樓去，向他道晚安和告別，因為再過一個星期我就要乘飛機回國，行前不指望再見到他了。我再次對他表示我的心願，希望他能在北京歡慶八十大壽。但是時隔不久就證明這不過是個空想罷了。
   
   （關品樞譯自英文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