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寧坤

   
    一九七七年三月下旬，我還在蕪湖安徽師範大學任教。一天下午，閑來無聊，我遛到一位中學教師家去串門兒。和我一樣，他也是五七年「反右運動」的犧牲品。朱老師原是上海政法學院的專業教師，戴上「右派」帽子後流放到蕪湖，「摘帽」後服從分配留在當地，到一家中學教英語。我倆一見面就發起牢騷來，說「文革」雖已結束半年，文化生活仍然死氣沉沉。他家已有一台黑白電視機，多少可以消遣，可是他說﹕「電視節目還是老一套，除了宣傳還是宣傳，也沒甚麼好看的。今年三月二十六日是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週年紀念，世界各國都舉行紀念音樂會，咱們卻無聲無息。」我說﹕「『文革』期間，貝多芬受過批判，還沒平反哩。」不過，朱老師知道我下崗多年，家裏窮得連一臺收音機也沒有，更別提高檔商品電視機了。於是他打開了電視機，調到中央臺，也讓我消遣一下。怎麼也沒料到，我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的竟然是中央樂團演奏貝多芬的C小調第五交響曲《命運》，擔任指揮的是著名指揮李德倫。《命運》驚天動地的旋律震撼了我們久經禁錮的心欤�我倆相顧無言，淚如雨下。
    「文革」以前，李德倫曾多次指揮過《命運》交響曲，在北京和其它大城市演出。可是，這一次演奏卻是不同凡響。不僅十年浩劫期間，西方古典音樂被打入冷宮，而且這次紀念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週年的演出，直到上演前夕才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多難啊，一部在文明世界家喻戶曉的經典交響曲，要在「撥亂反正」的中國大陸上演！年已花甲的李德倫，他打了多少報告，跑了多少趟衙門，費了多少唇舌，冒著多少挨批挨斗的風險，才為交響樂爭得了重返中國樂壇的權利。一曲《命運》敲響了「文化大革命」的喪鐘，一曲《命運》喚醒了萬馬齊喑的文化沙漠，一曲《命運》也歌唱著李德倫的交響人生。
    李德倫鍾情交響樂由來已久。早在他一九四零年考入國立上海音專之後，一九四四年，音專還沒畢業，他就組建了「中國青年交響樂團」，當時就演奏過貝多芬的第五和第六交響曲。與此同時，他追求進步，早就加入了中共的地下黨組織。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李德倫帶著歐陽予倩捐贈的樂器和自己的大提琴、樂譜等搭乘一架「調處執行部」的美國C47型飛機飛往延安，樂譜中就有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總譜。在延安，雖然一九四六年七月新建了中央管弦樂團，但是根本不可能搞甚麼西洋交響樂。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李德倫身穿解放軍的土布軍服，滿懷豪情，帶領中央管弦樂團隨大軍進入北平。解放以後，他認為可以踏踏實實地搞音樂了。他忍不住在心裏問﹕「難道貝多芬的作品裏有毒嗎？老百姓聽了會中毒？怎麼就不能演交響樂呢？」可是，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他的願望與現實格格不入。
    一九五三年八月，李德倫奉派隨同第一批中國學生一千人到達蘇聯留學，在莫斯科音樂學院開始了研究生生涯，學習指揮，為期四年。在几位著名的蘇聯指揮教導下，他的指揮藝術突飛猛進。作為一名優秀研究生，在莫斯科多次舉行個人音樂會。一九五五年秋開始，由國家巡回演出局安排，他先後到一些大城市演出，曲目往往包括《命運交響曲》。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莫斯科音樂大廳舉行紀念貝多芬逝世一百三十週年音樂會，由他指揮蘇聯第一流的國家樂團，演奏《埃格蒙德序曲》、《第五鋼琴協奏曲》和《命運交響曲》。
    在莫斯科深造期間，李德倫深受俄羅斯人民對交響樂的熱愛感染，決心回國後大力推廣交響樂。誰料到，一九五七年九月，懷揣著滿腹的理想回到北京，正趕上「反右運動」高潮，有人檢舉他在蘇聯期間的「錯誤言論」，李德倫受到嚴厲批判，幸免於一頂「右派」帽子。一九五八年一月分配到中央樂團擔任指揮，在一次次政治運動和音樂界「土」與「洋」兩條路線斗爭中，想方設法促進交響事業的發展，先後在北京等大城市指揮過若干西方古典交響曲的演出，其中包括貝多芬的第五、第六、第九交響曲和蕭斯塔科維奇的第五、第六、第十一交響曲。每次正式演出前，李德倫為聽眾介紹交響樂和其中的各類樂器，深入淺出，十分風趣生動，這是他在普及交響樂過程中的一個創舉。
    好景無常，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毛澤東接二連三對文藝界作了批示，痛斥「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藝術，卻不提倡社會主義藝術。」音樂界的左派便認定「交響樂是一個有史以來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頑固堡壘」，「洋、古、大」的交響樂立即銷聲匿跡。李德倫感到無所適從，憂心如焚，勇敢地提出「要殺出一條血路來，把交響樂搞下去。」
    他哪里料到，「文革」浩劫臨頭，不僅外國音樂一律禁演，交響樂成了「大毒草」，李德倫本人和中央樂團其他黨委成員都成了「黑幫」分子、「牛鬼蛇神」，批斗、勞改、抄家、關「牛棚」是家常便飯。到了運動中期，江青為了「革命樣板戲」要搞「洋為中用」，便「解放」李德倫，交給他用交響樂為《紅燈記》、《沙家bang》等革命京劇伴奏的任務。李德倫苦心孤詣在夾縫中求生存，藉此為交響樂保存一線生機。一九七二年，基辛格訪問北京，中央下令要中央樂團為他舉行音樂會，李德倫明知樂團業務荒疏，但這是政治任務，他也不得不倉促從命。在選擇曲目時又踫上難題，李德倫提出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卻被江青否了，她認為《命運》是歌頌「宿命論」的。李德倫無可奈何，指揮中央樂團湊合著演奏了《田園交響曲》。他痛感到演奏質量不高，一九七三年，竟冒著重新挨批挨斗的風險，指揮樂團練了十個交響樂作品。
    「改革開放」以後，李德倫不失時機，不顧來自「極左」的干擾，重新為普及交響樂奔波。一九七九年，他提出了一個交響樂工作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立一個專業的音樂廳；除排練規律化外演出也要規律化，要有一年一度的音樂季；普及工作以交響樂為主，不能改行；加強國際交流」等等。一九八零年，中央樂團一共排練演出了二十六套節目，超過了以往二十几年的總數。在對樂團提高的同時，他還在北京和全國其它大、中城市作交響樂欣賞講座，每年平均要講五十次。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李德倫為之奮斗多年的北京音樂廳終於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儀式，從此交響樂在北京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李德倫除了在北京市內和郊區指揮中央樂團演出，還到其它大、中城市指揮當地的樂團演出，而且率領中央樂團到台灣、香港和澳門訪問演出，曲目包括貝多芬的《A大調第七交響曲》、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鳥》等等。
    國際交流方面，李德倫多次應邀分別到美國、加拿大和一些歐洲國家進行指揮演出。許多世界著名的音樂家相繼來北京訪問。一九七九年春，著名指揮小澤徵爾率領的波士頓交響樂團和《中央樂團》合作演奏了《命運交響曲》。隨後，美國著名的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與李德倫合作演出了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兩個小提琴協奏曲。斯特恩還帶來了一個攝制組，把他的所有排練、演出、教學活動都拍攝了下來。這個紀錄片《從毛到莫扎特》在美國和中國都轟動一時，並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二十年後，斯特恩應北京國際音樂節的邀請再次訪華，並與李德倫合作演出當年他們曾經演出過的莫扎特《G大調第三小提琴協奏曲》。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傍晚，李德倫年逾八旬，體胖多病，又值肺炎大病初愈，坐在輪椅裏由四名弟子推上指揮臺，和白髮蒼蒼的斯特恩實現倆人二十年前的相約，共同奏響了一曲「世紀絕響」。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九日，久病的李德倫在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聲中謝世。後來，一部《命運交響曲》的錄音伴隨他的骨灰下葬。他在病中對女兒說過﹕「我一生就做了一件事:發展中國交響樂。」他的交響人生是一次艱苦卓絕的長征，萬水千山，鞠躬盡瘁，李德倫無愧於中國大陸「交響樂之父」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