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聰明，
    帶著清晨來，隨黑夜而受苦，
    你最會說出自由的歡欣。

    ——《旗》
   
    五月下旬，袁可嘉兄從北京來劍橋訪問，異國相逢，一見面自然就問他從故鄉帶來了甚麼「故鄉事」。不料他劈口就說﹕「明年是良錚去世十週年，北京的朋友們準備出個紀念文集，你也寫一篇，十月集稿。」十年了？我不禁一驚。可不是嗎？一轉眼就十年了。
    那是一九七七年春節前夕，當時我還困在蕪湖，下午照例到系辦公室去取郵件。有一封是從熟悉的「東村七十號」寄來的，可是筆跡卻不是良錚的，我不禁一驚。急忙拆開一看，誰料到會是良錚的小兒子報喪的信。事情太突然了，我感到眼前發黑。急急忙忙回到家裏，把信遞給怡楷，剛要開口已忍不住哭了出來。怡楷大吃一驚，問我怎麼回事。我示意讓她看信，她邊看邊哭。一轉眼就整整十年了。
    我和良錚相識是比較晚的，怡楷則更晚一些。我們不敢妄稱良錚的「知己」。他的詩我們讀過的有限，毫無研究，更不敢附庸風雅。可是我們共過患難，前後時間不短，這卻是難忘的經歷。
    早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在冬青文藝社的活動中和良錚有過一面之緣，大概是一九四零年的事。真正相識則是十年之後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同學，當時我們都在英文系讀學位。良錚對學院式的研究並不重視，卻花了很多時間搞俄語和俄國文學。一九五零年，他和與良結婚以後，在大學附近賃了一套房子，多一間臥室，約我去住，這樣我們在一起生活達一年之久。窮學生在一起，雖然生活清苦一些，但茶餘飯後，談詩論文，兼及天下大事，自有一番情趣。
    次年，我應燕京大學電聘，兼程回國，滿以為從此可以為人民作一點事。一九五三年，良錚和與良也懷著同樣的心情回國了。當時我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校方因師資頗缺，聳恿我約他們二位來任教，我私心也希望有老朋友來作伴，於是他們倆就慨然應聘了。
    一九五四年，良錚和與良搬進東村七十號新居之後，和我們住處相距咫尺，過從自然就多了。良錚十分勤奮，除教學外，還孜孜不倦地翻譯俄文和英文作品，因此暇日也無多。良錚愛喝一杯，但從不過量，有時他特地騎車到官銀號一家老店去買一些醬牛肉之類的酒菜，捎來我家小飲。三杯兩盞下肚，海闊天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良錚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義執言，自然觸犯了某些人。及至「肅反運動」的風一刮起來，我們二人都「順理成章」地當上了「肅反對象」，開始嘗到了「言禍」的滋味，我們之間的咫尺竟然也成了天涯。折騰了半年多之後，總算暫時風平浪靜。我又被調回北京，良錚卻被留下了，從此度過了二十多個抑鬱寡歡的年頭。若是當年沒有我的一點私心作祟，良錚回國後二、三十年的生活和事業會不會另有一番天地呢？我往往為此感到黯然。
    一九五七年，北京的早春天氣刮來了「和風細雨」，於無聲處響起了「鳴放」之聲。五月，良錚來京，到西苑來看望我們。晚飯後，我約了一位同事、良錚多年前熟識的一位詩人，在我的陋室內閑聊了一個晚上。良錚聽說我已在會上「鳴放」過，很不以為然。後來果真氣候驟變，「和風細雨」變成了「狂風暴雨」，沒料到那一晚的閑聊，經那位詩人同事檢舉揭發加工，也成了我的罪行。更沒料到，那竟是我和良錚的最後一面。良錚總算逃過了「言禍」，幸免於「右派」的棘冠。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平空扣在了一位萬里來歸的愛國詩人的頭上！
    一九五八年，我被流放到北大荒之後，怡楷也受株連被分配到安徽去「支內」
   。她每回天津去探親必去東村七十號看望良錚，他每次都要詳細探問我在勞改農場的情況。一九六一年夏，我因患嚴重浮腫，奄奄一息，獲準「保外就醫」。從農場去合肥，路過天津，身為「賤民」，也只好過其門而不入，錯過了最後一面的機會。一九六二年夏，我在安徽當上了「臨時工」，一貧如洗的生活開始有了一點轉機。沒料到，時隔不久，有一個月工資失福�立刻給全家老小的生活造成了困難。我一籌莫展，只好發了個電報給良錚告急。他立即匯來數倍於我失竊的錢數，因為他知道我的老母親身患重病，而怡楷不久又要生產。「文化大革命」一來，我連「臨時工」也當不成了，全家大小被遣送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上了「不給出路的政策」的典型。良錚不知怎麼知道了我一家無以為生的苦況，又匯來一畢錢，幫我們度過了難關。
    一九七六年秋，「四人幫」覆沒以後，良錚十分振奮，信也多了。次年春節前不久，他來信說因腿傷要重新入院手術，等體力恢復以後一定要來安徽和我們同遊黃山。他說是個小手術，沒有甚麼可慮的，可又說起「大丈夫視死如歸……」，棄料竟成讖語！
    良錚死後，正值文藝界開始復蘇，出版社著手出版良錚生前翻譯的《唐璜》等名著，可是那些多年來加害過他的宵小竟然繼續落井下石，多方阻撓。好在時代不同了，良錚的眾多譯著和他自己那些獨特的詩篇陸續和讀者見面了。
    一九八一年，出版社重新出版良錚自己修訂過的《普希金抒情詩集》兩大卷，當時與良正在美國講學，我應出版社之囑寫了一篇簡短的前言。為了讓讀者瞭解良錚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嘔心瀝血翻譯和修訂一首又一首瑰麗的詩篇的，我說他當時「置榮辱於度外，視讒佞如糞土，長夜孤燈，潛心譯述」。沒料到，編輯同志心有余悸，大筆一揮，把前兩句話刪掉了。我覺得這兩句話是符合歷史真實的，應當還歷史以它的真面目。
    「十年生死兩茫茫！」其實又何止十年，我和良錚訣別轉眼就整整三十年了。也好吧，這樣良錚給我留下的最後的印象仍是那個短暫的春天的夜晚談笑風生、才華橫溢的詩人，仿佛一面旗，如同他的名詩《旗》所歌唱的旗幟一樣，在腥風血雨中，在和風麗日中，永遠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