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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楊憲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是舉世聞名的翻譯大師,英譯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作品達數千萬言,其中尤以《老殘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經典著作的譯文蜚聲國際。而憲益也長於舊體詩,則是除至親好友外鮮為人知的事。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就有幸在北京和他們夫婦結識,當時我們一道在一次國際會議中擔任翻譯工作。後來他們在首都聲望日隆,而我從五十年代中期就入了「右派」另冊,流徙邊陲了。八十年代初期,我重返北京工作,有幸又和他們重逢。憲益好客善飲,百萬莊寓所「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我也不時應召敬陪末座,仿佛從未聽說他也是詩人。九四年上半年,我從美國到香港中文大學作客,寄寓逸夫書院雅群樓客舍,沒料到二月憲益夫婦也來香港講學,正好住在我樓上,久別重逢,自然欣喜莫名。更沒料到的是,《銀翹集》打印稿竟得先賭為快。 雅群一別經年,時深馳念,上月中喜得逸夫書院左冠輝兄盛情寄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印行的《銀翹集》,其中較打印稿又增新作十二首,可見詩興不減當年。詩集裝幀設計雅致,封面有黃苗子題字,封底有「湘西老刁民」黃永玉為「憲益兄有詩成集賀之以畫」,並有題詩﹕「主席呼來不上車,醉稱生鄙歪作詩」,令人愛不釋手。楊憲益學貫中西,能文能詩,卻自稱「我不會寫詩」,又稱「學成半瓶醋,詩打半缸油」。這決非矯情,而是出自他謙和平易的本性。他的打油詩雖「多半是火氣發作時寫的」,卻蕭灑自如。宛若其人。或自嘲,或唱和,或譏刺時務,或詠古諷今,無不幽默機智,妙趣橫生。然而,從頭到尾通讀之餘,對照作者的半生坎坷,又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楊詩人的半生坎坷是和他的「戀黨情結」分不開的。他出身於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後就自費游學牛津大學達六年之久,可謂得天獨厚,前程未可限量。當時正值抗日烽火連天,他學成之後立即兼程回國,與祖國人民共命運。及至身臨大後方,耳聞目睹的卻是當道窳敗,國勢危殆,報國無門。不少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都寄希望於中共,或奔赴延安鬧革命,或「身在曹營心在漢」,暗中為「地下黨」奔走效命。楊氏交遊中不乏文化界「進步人士」,按照「近朱者赤」的常理,他也和「地下黨」結成了患難之交。 按照常理,「患難之交恩愛深」,解放後他的入黨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決沒料到這竟成了個「老大難」的問題。昨天的「同路人」成了今天的「統戰對象」,官封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為黨的「統戰工作」效命。一九五二年調京城工作,又當上全國政協委員。他服從命令聽指揮,處處聽黨的話,工作兢兢業業,蜚聲中外,但這個黨還是不得其門而入。好在楊憲益要求入黨並非圖升官發財,而是書生氣十足,一廂情願,要與一個心向往之的「理想」認同,衷心耿耿,歷久彌堅。 「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他都受到沖擊。五七年雖幸免一頂「右派」棘冠,卻眼睜睜看著知識界精英紛紛墮入「陽謀」的滅頂之災,其中不乏他的舊雨新知。一年之後,「大躍進」、「人民公社」鑼鼓登場,其後果是廢鐵如山,餓殍載道,他豈能無動於衷。然而,凡此種種,都未動搖他要求入黨的夙願。 豈料「文革」浩劫臨頭,這位「統戰對象」不僅成了無產階級專政鐵拳頭的橫掃對象,而且夫妻雙雙鋃鐺入獄,在半步橋監房一蹲就是四年。這場冤獄,他全記在「四人幫」的帳上,有詩為證﹕ 老夫不怕重回獄,諸子何憂再變天。 好乘東風策全力,匪邦餘蘗要全殲。 此時的楊詩人意氣風發,溢於言表﹕「興來縱酒發狂言,歷盡風霜鍔未殘。」他年逾花甲,居然慷慨激昂,要為「解放台灣」投筆從戎﹕「何日金門殲困虜,體衰猶愿請長纓。」倒是「老右派」詩人荒蕪給他的浪漫豪情潑了冷水﹕「弱冠終軍頭已白,望洋何苦請長纓。」楊詩人也不勝感喟﹕ 作詩入黨兩無成,只合文壇作散兵。 卅載辛勤真譯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入黨無成已是他的心病,八一年《祝賀女作家諶容入黨戲作一律》中又嘆道﹕「人到中年才入黨,事非經過不知難。」切膚之痛,躍然紙上。「文革」結束十年後,他已年逾古稀,對「光榮、偉大、正確的黨」依然是一往情深,「高山仰止」。 一九八六年冬,北京刮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暴,不但劉賓雁等老黨員被革教門,連黨的總書記也被罷了官,不久之後的一天晚上,我去長城飯店出席《時代》周刊為歡迎新到任的北京分社社長舉行的酒會,憲益夫婦先我而至。一見面,憲益就笑呵呵地說﹕「祝賀我吧,我入黨啦!」我明知故問道﹕「哪個黨?」他說﹕「當然是共產黨嘍。」我又存心將他一軍,問道﹕「為甚麼?」他毫不介意我的玩笑,反而若有所悟地笑道﹕「你問得有道理。我是民革中央委員嘛。」我舉起手裏的杯酒和他踫杯,連聲說﹕「雙喜臨門,恭喜恭喜!」憲益人稱「酒仙」,又值老年入黨,夙願已償,「人逢喜事精神爽」,沒等我說聲「乾杯」,他的一杯威士忌就一飲而盡。我又問戴乃迭﹕「憲益入黨了,你有甚麼感受?」她用漢語慢條斯理地回答我說﹕「我們的朋友們說,憲益本來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他現在沒有甚麼意思了。」我說﹕「這是哪兒的話?楊憲益永遠是楊憲益。」 大家都住在北京,不過他住市內,我住西北郊,難得見上一面,他入黨後有何作為,我一無所知。八九年春,北京民運如火如荼,知識界人士紛紛表態支持。當時我因病住院,久未與憲益通音問,對他的「表現」一無所知。後來形勢急轉直下,天安門悲劇震驚全球,楊憲益拍案而起,慷慨陳詞,聲震寰宇。他知道這一下可犯了天條,這個來之不易的黨籍是保不住了,於是打報告申請退黨。他真不愧為書生氣十足,滿以為黨章上寫得一清二楚黨員有退黨的權利,實際上哪有那麼便宜的事,到頭來還是被惡狠狠地革了教門。事後我跟戴乃迭說﹕「楊憲益不是更有意思了嗎?」 二 大半生既為「戀黨情結」所苦,一葉障目,詩情枯竭。五十年代僅存七絕兩首,六十年代初中共發表「九評」討伐「蘇修」,詩人不識時務,站在同情蘇共方面,寫過四首律詩,「文革」開始後被用作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現僅存頭兩句﹕「獵獵東風夜撼關,會看春色破層寒,」似乎有點未卜先知的弦外之音。六八年開始坐牢時作過一聯﹕「開國應興文字獄,坑儒方顯帝王威」,對當代始皇帝焚書坑儒的豐功偉績有了親身體會。七二年出獄後,未見有詩作抒情。直到七六年「四人幫」覆沒之後,才有「興來縱酒發狂言」的豪言壯語,到八九年三月為止共存詩約六十首,其中偶見憂時諷世之作。八一年有《赴宴東城豆花飯莊》七律一首,前六行寫都中文士宴飲之樂,頗見雅興風流,末聯筆鋒一轉﹕「千金一擲豪門宴,川北江南正斷糧」,足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媲美。八九年春,北京陰霾逼人,新黨員楊憲益雖然「餘年尚喜身無恙,盛世何憂網更張」,卻不能不正視冷酷的現實﹕「特權壟斷都該死,萬馬齊喑究可哀」、「教授如今成餓殍,豪商多半靠高官。」 但是,《銀翹集》的主體,共一百餘首,佔總數過半,都是九十年代的新作。「六四」的震撼、「出黨」的沖擊,終於化解了他的「戀黨情結」。思想一旦解放,詩人的情懷境界也隨之升華。「出黨」後第一首詩作於一九九零年春節,事緣《許以祺兄邀宴以已故趙丹兄遺墨見示命題情意難辭愴然感賦》﹕ 睹畫想風流,才高志未酬。 遺言見肝膽,即死亦千秋。 趙丹慘死使他愴然涕下,但此時此刻,惺惺惜惺惺,何嘗不是詩人自況。第二首、《無題》,作於同年三月﹕ 母老妻衰畏遠行,劫灰飛盡古今平。 莫言天意憐幽草,幸喜人間重晚晴。 有酒有煙吾愿足,無官無黨一身輕。 是非論定他年事,臣腦如何早似冰。 則是新形勢下的「淡泊以明志」、「無求品自高」了。 縱然個人淡泊無求,「寂寞京華劫後身」,奈何國事日非,豈能視而不見,「飲酒莫談國家事」?詩人冷眼熱腸,憂心如焚,不得不「恃欲言無忌」了。九二年作《懷苗子郁風》,對「六四」以後的局面感到疾首痛心﹕ 世事而今盡倒顛,羨君海外獲桃源。 迎來亞運強充胖,一見華僑便要淺。 人血饅頭難續命,狗皮膏藥豈延年。 會看三峽功成日,一片汪洋浪接天。 九三年秋有澳洲之行,返京後目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席卷神州大陸,錢海泛濫成災,生民涂炭,感慨益深。九三年有詩達五十首,時有椎心泣血之作。當時買賣外匯,下海混水摸魚,甚囂塵上,詩人痛加針貶,寓憤激於風趣之中﹕ 回到京城又半年,大街小巷炒銀元。 身無長物皮包骨,情有別鍾酒與煙。 沒有靠山難下海,行將就火快升天。 玉樓正缺承包匠,早去能拿回扣錢。 七月所賦「銀行」則更進一步,矛頭直指貪得無厭、逍遙法外的權貴家族﹕ 驚聞今日整銀行,兔死狐奔亦可傷。 自古有權方有勢,從來擒賊不擒王。 貪財終作喪家犬,獲利甘當替罪羊。 恨不生為太子黨,早攜巨款去留洋。 九月逢青海有水庫決堤,災民水深火熱,官府置若罔聞,詩人悲憤不能自已﹕ 青海千村付濁流,官家只管蓋高樓。 江山今日歸屠狗,冠帶當朝笑沐猴。 舉世盡從愁裏老,此生合在醉中休。 兒童不識民心苦,卻道天涼好個秋。 同時,權貴貪贓枉法,橫行無忌,十月又賦《有感》再加鞭撻﹕ 居然死水起微瀾,賠盡長城體未安。 自古貪污皆大款,而今調控靠宏觀。 早知肉腐蟲先在,誰道唇亡齒便寒。 總是自家妻女事,雷聲雖猛早收關。 放眼海內,但見官蝗肆虐,民不聊生,詩人四顧蒼茫,欲哭無淚﹕ 美亞蘇歐一片糟,炎黃苗裔更無聊。 早知機遇遲難得,叵耐貪污膽更高。 希望工程成泡影,祖先基業換金條。 官蝗吃盡民膏脂,反道人民素質孬。 此時楊公已年近八旬,緬懷「過去所熟識的黨員馮雪峰等皆一時俊彥,多不得好死」,瞻念國將不國,情何以堪﹕ 蹉跎歲月近黃昏,恃欲輕言無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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