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文集：「九死一生」話反右

「九死一生」話反右

    一
    今年六月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反右運動」四十三週年。中共一貫用「反右擴大化」之類的謊言掩蓋事實真相，企圖讓人們忘記這段血腥的歷史。但是，已經覺醒的人們是決不會忘記的。近年來，記述這段歷史的著作開始出現，有宏觀的，有微觀的，頗值得關心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狀的人們注意。在這些近著中，最動人心魄的一部要數戴煌的回憶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一九九八）。
    戴煌，一九二八年出生於江蘇阜寧縣溝墩鎮，父親是中醫。少小時擔任過學校抗日兒童團團長。十六歲參加新四軍，同年加入中共，隨軍轉戰蘇北，參加過白刃戰。一九四七年，開始任新華社隨軍記者。進城以後，他不過二十來歲，先後作為戰地記者被派往朝鮮和越南采訪，工作一再受到表彰。年青有為，「又紅又專」，戴煌在紅色中國前程似錦。
    可是，滿懷革命豪情壯志，戴煌念念不忘的並不是個人前途，而是黨和國家的命運。一九五六年三月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傳達不僅粉碎了他心目中斯大林這尊偶像，而且使他痛感到中國也有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種現象「已對我們的事業和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有害的影響」。同年六月下旬，在上海的外事活動中，他親眼目睹了中共的「首長」們如何飛揚跋扈，享盡種種特權，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們又如何心安理得地乘機「海吃海喝」。而在蘇北故土，他卻看到這個飽經苦難的小鎮比當年更加荒涼破落，鎮內外鄉親們還有不少人貧苦不堪，受一群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新惡霸欺凌壓榨，有冤無處伸。
    面對現實，戴煌憂心忡忡。回到北京不久，他大聲疾呼，無人理睬。一次，在家吃晚飯時，多喝了兩口酒，談起家鄉土皇帝、新惡霸，越說越憤慨，他就向妻子說﹕「如果我們黨內有個類似革命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就好了，專門來革黨內弊端的『命』就好了。」妻子隨即把他呲了一頓，說他想入非非。
    同年十月，蘇軍鎮壓波蘭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他認為，發生這樣的流血悲劇，最重要的因素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對蘇聯和本國的許多問題感到的不安和憤慨。他擔心，如果再不積極變革，中國也難免發生類似的悲劇。他「決心履行一名共產黨員的義務，向黨的最高領導層敞露胸懷」，重點提出「神化與特權」的問題。於是，他著手給「毛主席並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們」寫一封長信。這時聽到了全黨即將整風的報告，他覺得「這封信沒有寫下去的必要，而把振興黨風的希望寄托在即將到來的整風運動上。」但是，這希望很快就完全破滅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整風運動」大張旗鼓開場後，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熱烈響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號召，「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誰料到，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執筆的社論，公然背信棄義，吹響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號角。正當戴煌感到惶惑時，中共領導人彭真給北京市黨員幹部做報告，說甚麼「『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有意見照常提，這叫做『內外有別』」。他並代表黨中央保證，黨絕對不會把提意見的黨員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混為一談。
    戴煌深受鼓舞，於是在一次又一次鳴放會上「把一年來鬱積於胸的種種思考和盤盡托。結論是﹕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隱患，就是『神話與特權』。」當時他不可能知道，彭真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動員報告和保證，不過是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他自投羅網，當上了新華社僅次於李慎之的「大右派」。「一夜之間，新華社大院裏就糊滿了五顏六色的檢舉、揭發和責罵我的大字報。我的妻子也貼了一張大字報，說我要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接著就是沒完沒了的大會小會批判。」戴煌不服，主動拿出了那封還沒寫完的給毛澤東的長信，「以昭心跡」。他再次自投羅網，這份「萬言書恰恰成了他「反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他受到「二類處分」，撤銷原有職務，實行監督勞動；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剝奪軍銜。自五八年四月起，每月一五五‧七五元的工資改為二十八元生活費。
    這時，戴煌已是兩個小女兒的爸爸，大的才三歲半，小的剛滿十個月。妻子是十四歲就參軍入黨的戰友，現在提出離婚，小女兒歸她，大的歸爸爸。突然面臨妻離子散，戴煌也不得不同意，只待上級批准。小女兒隨外婆到大連去投親靠友，大的暫時跟媽媽。
    四月中旬，戴煌和新華社另五位編輯難友到達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在農墾部王震將軍屬下的八五零農場云山畜牧場第三生產隊，和先頭到達的一些中央部門的「右派」會合。這些「新相知」中，不乏知識界的精英和出生入死的革命軍人。其中有原東北魯迅藝術學院院長、畫家楊角夫婦，《人民畫報》副總編輯、漫畫家丁聰，美術評論家和書法家黃苗子，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王卓如，老《大公報》駐美特派員朱啟平，電影演員李景波、張瑩等。
    戴煌用全書近一半的篇幅記敘了北大荒流放的全過程，字字血淚。「監督勞動」從一開始就是十分艱苦的。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風，樹枝編就的草炕擁擠不堪。吃的是窩頭、玉米渣子、黑麵饃，沒甚麼菜，甚至連鹽都缺少。最初的勞動，是在完達山腳下的田野上，十人一組，像牛馬一般拉拽二十四行播種小麥。隨後就修築名叫「五一水庫」的土壩。刨土、抬土、打夯，勞動強度很大，每天十幾個小時。負責監督的指導員朱大麻子蔑視和厶と说淖饑溃_口閉口漫罵大家是「土匪」、「俘虜」，任意強迫大家餓著肚子延長勞動時間。耿直不改的戴煌建議停止強迫勞動和強制「放衛星」，朱麻子根本不理會，反而打擊報復。一天，由於凍土層太厚，五六個人一排猛打「排字鎬」，凍土也紋絲不動。眼看當天的土方任務無法完成，朱麻子決定爆破，匆匆派一人去給炸藥包安雷管，結果這個「右派」炸得粉身碎骨。
    正當其時，北大荒的太上皇王震發出號召﹕「進軍完達山，拿下二十萬方優等木材，保證首都十大建築的需要，向新中國建國十週年獻厚禮！」各大農場立即組織起三千多名復員專業官兵，挺進完達山林區。云山畜牧場也派出一支由一百多名「右派」組成的伐木隊，深入完達山南麓的原始森林進行伐木大戰。「這些人中絕大多數都沒見過原始森林啥模樣，更甭說對又高又粗的大樹拉大鋸劈大斧了。」「黨的領導」根本不顧「右派」的死活，倉促上馬，一味蠻幹，幾天之內就砸死了四個人，其中包括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經理劉琛，他是一九三六年東征中參加革命的。死者一律草草掩埋了事。
    在朱麻子之類「黨的領導」下，戴煌和「右派」難友們成了地地道道的奴隸。口糧越來越少，勞動時間越來越長。耳邊聽到的是﹕「完不成定額，就不準吃飯，不準收工！」「就是天上下錐子，你們死也得死在這裏！」奴隸們被迫豁出命地從事力不勝任的勞動。戴煌常常仗義執言，頂撞「領導」，又對「三面紅旗」等一系列禍國殃民的方針政策有所非議。他「強烈憎恨那些殘酷無情地強迫我們這些人以垂危之身『挾泰山以超北海』的農場奴隸主式的人們，也同樣憎恨我們這支魚龍混雜的隊伍中出賣人性助紂為虐的鷹犬們！」他成了他們的眼中釘。多次受工傷，照樣強迫勞動。他們還一再組織批判會對他進行圍剿，威脅要送他去勞改，永遠不給摘「右派」帽子，等等。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云山畜牧場集中全場三四百名「右派」，開第一次摘帽大會。被摘帽的約佔總人數的十分之一。戴煌得到的卻是對他最徹底的否定﹕「黨把他培養了這麼多年，可是他從戰爭到和平，從國內到國外，沒給黨幹過一件好事，反而練出了一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領！」
    這時每月的口糧已降到三十斤，人人不是苦乾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腫。夜盲、形呆、暈倒雪地、薰倒於炭窯，層出不窮。「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國家幹部、共產黨員、知識分子，現在通通變成了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奴隸！」他本人也得了浮腫病。有一次大便後，他就暈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蓋滿了鮮血的糞便旁，幸虧被人及時發現，才沒有被凍成「冰乃伊」。但他還得照樣參加燒炭「搶窯」的危險勞動，一次次被薰倒在窯內還在冒煙的木炭旁。若不是同窯的難友急救，他「也許在昏厥中就離開這個『悲慘世界』了。」
    一九六零年五月，他們這幫一陣大風就能吹倒的人，又挑著沉重的行李和勞動工具轉移，途中由於不堪忍受的殘酷虐待又死了兩個人。一個是四十來歲的佟藹成，原一機部子弟學校校長。妻子和他離了婚，給他丟下幾個孩子在北京，他根本養活不了他們。他極為愧咎與哀傷，曾在一座空炭窯裏自殺未遂。這次，他是用自己的褲腰帶，在一棵小樹上吊死的。第二位叫趙琪，也是四十來歲，原交通部幹部、共產黨員，也是被妻子所拋棄的人。他倒在半路上的水窪地中，「領導」拒絕救援，他就死在風雨地裏了。
    其後一個多月，陰雨連綿。奴隸們淋著雨，在稀巴爛的地裏搶挖排水溝，每天定額二十立方米。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帶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為「泡將」，剝奪吃飯權，甚至捆罰打罵。戴煌不顧一切在會議上公開反對，爭取改善全體奴隸的命運。這時他本人沒有拐杖就不能挪步，每走一步，全身的骨節縫都痛如錐挖針刺。他悲觀絕望，疼得實在沒法忍受了，突然高舉起雙臂，瘋狂般地呼喊﹕「請黨來槍斃我吧！……黨如能早日結束我的生命，我將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大笑三聲……」
    一九六零年六月上旬，他應妻子的要求，辦了離婚手續，反倒感到平靜一些。七月又患起了痢疾，還拉血，「魁偉壯實的大漢成了一根細長桿兒，體重由一百九十六斤銳減到九十二斤」。醫生著急要他立即住院治病，奴隸主們就是不批，他也不能歇。這時，每天的口糧定量只有七兩帶皮的原糧了，到了見吃如命的地步。晚上一下了工，四處找野菜，挖蘆根，掏鼠窩。
    國慶過後，云山畜牧場場部決定在大雪封地之前，發起一場突擊收割大豆的「大會戰」，這種玩命的任務照例落在一百多名「老右」身上。飢餓浮腫的奴隸們挑著行李，踉踉蹌蹌地趕向小雲山，深夜才到達。十月三號這天是大會戰中的「大突擊日」，一天下來，「突擊隊」根本無力完成每人必須割完五畝大豆的「決死」令。直到天黑才收工，在風雪中東倒西歪地往回挪，一路上倒斃了七個人。其中有當年負責保衛天安門的高射炮營代理營長兼營參謀長孔祥忠上尉，還有在朝鮮戰場上立過戰功的馬競亮。七個「老右」的遺體捆在一輛平板馬車上，就拉到小平山的後坡去了，連張裹一裹尸體的草席都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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