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用英文撰寫的長篇小說《等待》曾獲得一九九九年美國「全國書卷獎」。英文新著《新郎》是一個短篇小說集，其中十二個故事都發生在中蘇邊境一個名叫木集（Muji）的中小城市，和《等待》相同。

    作為書名的《新郎》篇涉及一個大陸作家回避的主題。一個人見人愛的小青年有同性戀傾向，結婚後並未完婚，卻得到妻子的諒解，夫妻感情極好。由於參加同性戀者的文娛活動，他被警方送進精神病院接受治療。醫生明知同性戀不是病，卻不得不按規章給他進行懲罰性「電療」，結果他倒與一名男護士發生了性關係，被判三年半徒刑。他的岳父要求女兒和他離婚，卻遭到女兒拒絕。女兒聲淚俱下地說﹕「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妻子。如果我死掉，我的旎陮凫端�。我倆發過誓永不分離。人家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我知道他是個好人。」通過這個好人如何轉化成罪犯，作者揭示一個壓抑人性的社會的荒誕。
    在第一篇故事《壞分子》中，主人公、哈爾濱大學邱講師既是共產黨員，又是辯證唯物主義專家。他偕新婚的夫人在木集度完蜜月，準備乘火車返校。在火車站的小飯鋪吃飯時，踫到鄰座兩名公安人員耍流氓。邱講師與之理論，發生爭吵，反被誣為「破壞公共秩序的壞分子」，戴上手銬，拘回車站公安派出所審訊，又飽受凌辱，到頭來還得在認罪書上簽字後方才獲釋。邱講師腦羞成怒，急性肝炎復發。這位共產黨理論家竟故意先後在四家飯鋪就餐，散布病毒，藉以泄憤。一個月內，全市八百人感染急性肝炎，六人死亡，包括兩名兒童在內。這個故事，短小精悍，著眼於「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卻折射一個時代的風貌，為全集奠定「荒誕」和「人的異化」的基調。
    《壞分子》寫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插曲，第二篇故事《活著》卻是這同一生存環境中一個小人物一生的挽歌。童某是市內一家罐頭工廠的普通幹部，奉蒎前往省內一座煤礦討一筆久欠不還的債。若能完成任務，他就可提升為副廠長。一旦當上領導，工廠新蓋的公寓樓裏一套住房就唾手可得。住了多年的小一居室就可供兒子成婚之用。那下放在農村的女兒也可上調回城。他滿懷希望上路，到了煤礦才發現討債毫無希望，眼看升官夢也泡湯。誰料到半夜發生大地震，死傷枕藉。他倒是活了下來，不幸卻喪失了記憶，連自己姓甚名誰也不清楚。地方上料理善後，鼓勵幸存的鰥夫寡婦們組織新家庭。於是他也成了家，分到住房，還領養了一個孤兒，每天到自來水廠當臨時工，抄抄寫寫，打發了幾個月。一晚下班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恢復了記憶，第二天就不辭而別回老家去了。他滿以為家人一定會感到意外的驚喜。萬萬沒料到，半年前工廠已為他舉行過追悼會，兒子已在他的舊居成婚，女兒也頂替他的名額調入工廠，妻子回了娘家。他成了個無家可歸的多餘的人，卻還對家人說﹕「我給他們幹了二十多年，所以我屬於罐頭廠。活著，我是他們的人；死了，我是他們的鬼。他們一定得要我。別太著急啊。單單活著就很好嘛。」可憐他完全錯了，工廠沒法要他。一場意外已經把他從人變成「非人」，他只能湊合活著了，半人半鬼。這正是那個荒誕的年代千千萬萬幸存者的命運。
    和《活著》同樣耐人尋味的是《一個打虎好漢難得》。木集電視台拍攝的《武松打虎》贏得了省長的好評，同時他又指出劇中的假老虎有損效果。為了討好上級，並爭取得獎，電視台領導搞來一頭真老虎，扮演武松的青年演員奉命重拍打虎的場面。威武英俊的演員冒著生命的危險與老虎搏斗，不料老虎因麻醉藥的作用過早倒下，武松騎在馬背上赤手空拳打死老虎的戲沒有拍成。演員倒因驚恐過度而出現精神分裂，住進醫院。領導決定重拍，演員抱病上場。老虎格外凶猛，演員被它咬傷後嚇得爬上一顆大樹逃命，獲救後又被送進醫院精神科病房。領導卻決不罷休，下令槍殺老虎，仍由演員與披著死虎皮的汽車司機搏斗。他卻進入「打虎英雄」的角色，猛打假老虎。司機受傷，《武松打虎》卻大功告成。一個有「王子」美名的演員成了口口聲聲自稱「打虎好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只得在精神病院湊合活著吧。
    通過同一個生存環境中一些個普通人的遭遇，《新郎》的十二個短篇從不同的側面展現出那個邊城的社會心理全景，不妨看作「改革開放」初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