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哥哥巫宁坤用了两年多的心血写成的英文版自传《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ｅａｒ》由美国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ｓｓ出版社出版。作为他的妹妹，我曾耳闻目睹他九死一生的经历，并和他的一家风雨同舟，共度难关。书中真实的描述让我一次又一次的泪如雨下，难以自禁。自传先后被翻译成日，韩，瑞典文。许多中，外朋友也都为他一家人的遭遇留下了同情的眼泪。几年以后，应中文读者的要求，他又将该书用中文重写了一遍，取名为《一滴泪》，二零零三年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和该书的英文版一样，中文版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香港“信报”登载了黄灿然先生的一篇书评“二读《一滴泪》”。文中称“《一滴泪》记载了巫宁坤一家人的遭遇，完完整整地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全幅图景。”“每当我想起诸如巴金老人念念不忘建立文革博物馆之类的事情，我会十分认同，因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为有说服力的基础。”
   
   宁坤出生于江苏扬州，自幼聪敏过人。从国立二中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抗战后期本着一腔爱国热情，投笔从戎，志愿为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担任翻译。并于一九四三年作为翻译人员随中国空军飞行人员赴美培训。抗战胜利以后他离开了空军，进入印地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就读英美文学，两年后升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九五一年初，正当他毕业在即，接到了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他回国担任教职，随后又收到中央政务院和燕京大学的欢迎信。就像他当年投笔从戎一样，他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束装回国。三十岁刚出头的他，成为燕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五一年十一国庆，全国开始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刚从美国回来的宁坤，自然成了美国特务的嫌犯，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大会小会做了许多检讨，才算过关。而后全国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其他教会学校一律停办，分别并入其它各院校，他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教书。刚刚安稳了几天，一九五五年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宁坤第二次成了批斗的靶子，经历了一连串的审问，抄家，甚至搜身，连新婚的太太和年迈的老母也未能幸免。

   
   一九五六年五月，全国政治形式稍有好转，宁坤夫妇被调往北京中央调查部干校（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前身）任教。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开始，在校长，支书的一再动员下，宁坤对自己回国后的经历，及党的政策，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时候他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掉进了事先预谋的陷阱。过不了多久，反右就开始了，他的那些“反动言论”早被记录在案，犯下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立刻被定为“极右分子及资产阶级右翼的骨干分子”，与此同时，我也被打成右派，一夜之间，由中学校长，变成北京郊区农场的农工。一九五八年三月在全校大会上宁坤被开除公职，送进北京半步桥监狱劳动教养。在那里他睡的是水泥地，吃的是发霉的窝窝头，天天挨批斗，交待罪行。两个月后又被押送到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在北大荒的两年多，寒冷，饥饿，和疾病，时时刻刻伴随着他。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及精神上的折磨更是难以忍受。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宁坤被转至北京附近的清河国营农场，以为会得到稍微人道一些的待遇，焉知境遇更为糟糕，当时正逢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席卷全国。被剥夺了一切权力的劳改犯只能饿以待毙了。有一位难友，前一天还与他同睡一个炕，第二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九六一年夏天，我身怀六甲，背着家人从嘴里省下的粮食，走十几里路去看他。当时他面无血色，全身浮肿。走路摇摇晃晃，可以说是奄奄一息。兄妹二人相对无言，不知下次还能不能见到面。他的太太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为了改变他的命运，四处奔走，八方求救，终于得到了保外就医的许可，与已被分配到安徽大学的太太及孩子们团聚。尽管多年没教书了，他的学问和才华仍然不减当年。安徽大学聘用他当临时工，教的课程却相当于教授。
   
   几年以后，文革开始，经历过每一次政治运动的宁坤又一次成了批斗的对象。所有的专政手段，抄家，批斗，关牛棚，又重来一遍，连临时工都当不成了。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宁坤才得到平反和改正，随后他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兼职《英语世界》主编，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译著有史坦贝克，德来塞，依修乌德等作家的小说。回首往事，从他一九五一年回国，到一九七八年恢复工作，他的爱国热情换来的是二十七年非人的折磨，残酷的迫害。宁坤曾用这样一首诗来概括他的经历：
   
   “万里回归落虎穴，抛妻弃子伴孤烟。蛮荒无计觅红豆，漫天风雪寄相思。”
   
   在送给我的那本《一滴泪》扉页上，宁坤写道：“四十年来家国之痛化为沧海一泪，两家老小风雨同舟，沧海历经，终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