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文集：第三章百花与毒草，1956-58

第三章百花与毒草，1956-58

    一
    1956年夏初调回北京工作，我开始期盼重新投入学术生涯，同时与妻子和新生的小宝贝一起过幸福的家庭生活。怡楷分配在英语系资料室任资料员，负责管理英文报刊。校园很小，无景色可言。好在颐和园近在咫尺，我俩一有空就推着坐在小推车里的一丁去那里遛达，在长廊上或花木扶疏的昆明湖畔流连忘返。使我分外高兴的是，我妹妹宁慧和妹夫张韵轩也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宁慧在市中心的二十八中任副校长，韵轩在黑色冶金设计院任副总工程师。他们的儿子张纯比一丁大八十天，他有时来我们家小住，我们就带他一道去颐和园。两个小表兄弟，面对面坐在小车上，健康活泼，仿佛象征着我对万里回归为之效命的祖国更新的信念。妹妹一家三口常来和我们一起度周末。天气好，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颐和园，到各处照相留念，或是在湖上荡舟消闲。晚饭后一面打桥牌，一面聊天，谈的往往是令人鼓舞的政治形势。宁慧夫妇都在申请入党。一年前肃反运动的无枉之灾似乎已经是陈年往事了。这里当然不是鸟语花香的人间乐土，但是中国好像即将进入一个进步繁荣的时期，因为党中央不厌其烦地宣传毛泽东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思想言论自由过去被目为异端，现在却被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学院简称「干校」，规模不大，有英语、日语、法语三个系，以英语为主。英语系的学生也不过一、两百人。我当然宁愿到一所正规大学任教，但是既然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我也祗有知足常乐了。
    七月中，我就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大会发言以汉语和英语为主，因此汉译英的任务很大。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其中包括钱钟书、杨周翰、李赋宁、吴兴华、王佐良、周珏良、许国璋、吴景荣等人，还有南京大学副校长范存忠教授。我们的工作繁重，翻来覆去翻译一稿又一稿的政治报告，字斟句酌，唯恐犯「政治性错误」，还有数以百计的代表发言。有时我们还加夜班。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英、美的著名学府或国内的教会大学毕业的，都心甘情愿为共产党的会议效劳，这足以显示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功。同时，这些年富力强的学者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遵循「明哲保身」的古训。有一次，我奉命翻译朱德元帅的一篇发言稿，感到他辞不达义，一时恼火就脱口而出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办啊？」钱钟书先生，素来以言辞锋利闻名的，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又把一个食指放在他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看来我还是太天真。尽管如此，看到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强调经济发展，放松阶级斗争，我受到鼓舞。新党章提出防止在中国出现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也使我感到宽慰。
    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国庆，北京举行盛大游行，我被邀参加观礼，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泽东从城楼上挥手，接受游行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这些震耳欲聋的口号不禁使我想到历代封建帝王的专制。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大救星」的形象，和那个一年前不择手段诬陷胡风，大搞文字狱的暴君，我实在无法调和。可是面对这喊得声嘶力竭的游行人海，我感到十分无奈。学院为我有幸参加国庆观礼而感到自豪，有些同事也感到羡慕，不过一站几个小时对我的两条腿和膀胱却是苦不堪言。

   大会闭幕以后，我和钱钟书、王佐良一起留下来，参加大会文件英译的定稿，直到十一月中才返校任教。我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负担较重。但我脱离教学已逾一年，渴望重登讲台为好学的学子授业，因此并不计较。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我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
   在「百花齐放」的春天，北京出版的几家重要学术刊物向我约稿。王佐良主编的《西方语言文学》季刊于1957年4月创刊，其中登载了我写的一篇评论诗人卞之琳教授的新译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文章。五月，我又完成了一篇评论吴兴华精心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的长文，预定在夏季号刊出。与此同时，已调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卞之琳老师，和原燕京西语系青年同事杨耀民，一道来访。耀民年青时患婴儿麻痹症致残，他不怕劳累拄着双拐来看望我，令我感动。他秉性谦和，待人以诚，入党后还是老样子。在交谈中提到了两年前的肃反运动，他认为中国跳过了资产阶级革命，不懂自由和民主，才会犯肃反这样的错误，现在要补课，大力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研究和介绍西方文学也提到日程上来了。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担任文研所的学术刊物《文学研究》季刊的执行编辑，特来约我写一篇万言长文，纪念美国诗人朗费罗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国内唯一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译文》月刊约我翻译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的著名中篇《珍珠》。我但愿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钻研，认真做一点学术研究工作。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无怨言。
    1957年5月1日，放假一天，庆祝国际劳动节。当年我教过的十多个燕京毕业生相约在颐和园聚会，邀我和怡楷参加。那天风和日暖，游人如织。我们在后山还碰见久违的陆志韦校长，大概「无官一身轻」吧，他显得更洒脱了。我们坐在包租的画舫上，沐浴着春风煦日，在座的在肃反中几乎都因莫须有的「ABC」反革命集团受过冲击，此时此刻大家都感到心旷神怡，又放言无忌了。有人带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朗读了头版头条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和党员积极投入运动，主动向各行各业，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都受到鼓舞，赞赏共产党作出的这个勇敢决定。是中共诚心诚意从去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吸取教训吗？诚心诚意努力实现为新中国带来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许诺吗？我满怀希望，拭目以待。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我几年来第一次热心看报。《人民日报》和北京的其它报纸，每天都连篇累牍地刊登对共产党干部和方针政策的批评文章，作者大多是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反对「党天下」主张各党派轮流执政；有的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主张「教授治校」；有的大声疾呼，共产党如一意孤行，人民将起来革命。各大学、各政府部门、各「民主党派」，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大鸣大放」，畅所欲言，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整风。我妹妹宁慧，作为二十八中的非党员副校长，被邀到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上参加「鸣放」。她诚恳地指出目前中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如何改进的意见。她的发言登在第二天官方的《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在邻近的北京大学，「大鸣大放」如火如荼，大字报铺天盖地。当年我在燕京任教时的助教黄继忠积极「要求进步」，后来留在北大，现在也热烈地参加大鸣大放。放眼全国，言论自由俨然「百花齐放」，岂知到头来却是昙花一现。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场五个星期之后，「伟大领袖」再次亲自出马，扼杀了后来以「北京之春」闻名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谴责目前出现的批评有不少是「毒草」冒充「香花」。他宣称，这不是党所要的「建设性批评」，而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罪行。曾几何时，共产党堂而皇之发动的自身整风运动却变成了一场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人们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反右」运动。足智多谋的「伟大领袖」事后透露，这场运动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让那些胆敢犯上的人自投罗网。
    二
   我落进了他的「阳谋」罗网。
    虽然「鸣放」热火朝天的北大近在咫尺，「干校」却并无动静。学校的领导干部都是延安出身的老党员，他们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练，在没摸清运动的风向之前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有些学生，到北大看过大字报之后，回来贴了些小字报，对枯燥无味的政治课和低效率的行政工作提出温和的批评。我问过冯副校长，他对这些意见怎么看法。他含含糊糊地说：「这些毛小伙子年纪太轻，不知天高地厚。」教师当中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贴大字报。
    有一天，一位党员英语教师问我是否也打算参加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改造」。「我？」我哈哈一笑答道。「我是下你们的油锅炸过的。而现在你们党员却要用‘和风细雨来整风。和风吹得党员醉，细雨打得群众湿！滚水烫一烫不会更有效一些吗？谢谢您啦，我用不上你们的整风。整了那么多年，我已经整得跟圣人一般乾净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校党委开始召开教职员「鸣放」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琐碎的意见提了一些，但没有人碰重大的问题。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他年青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到延安投身革命。他平常沉默寡言，这天一坐下就谈起他本人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经历。
   「很多革命同志都受到严峻考验。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日本留学生，我自然而然被当作有特务嫌疑。有些人自杀了，但我经得住考验，赢得了党的信任。」
    「我钦佩您在泰山压顶时岿然不动的精神，」我说。「但是我不明白，这些人既然放弃一切投奔革命队伍，党为什么还要采取各种严峻的手段考验他们？」
    「你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是战争年代。一方面是国民党，一方面是日本人，斗争十分剧烈。党不能掉以轻心，否则敌特就会渗透革命队伍。」
   「这种特务你们抓到多少？」
   「不多，没几个。」
   「付出伤害那么多好同志的代价？」
    「不管干什么都要付代价，错误总是难免的。干革命必须看主流，看事物光明的一面。这正是为什么党中央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必须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这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政策。我们大家都必须开诚布公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我对教职员鸣放会进行的情况很不满意。好像没有人愿意在会上鸣放。提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大学教师是高级知识分子嘛，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以你在学校的威望，我希望你在下次会议上带头把心里话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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