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17日，大院儿里几棵桃树鲜花怒放，给几座哭丧着脸的旧楼添了一点生意。下午二时整，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我们住的筒字楼门口。怡楷一声不响地把半空的旧洗衣袋递给我，我盯着她平静的眼神，连一声再见也说不出口就爬上了车子的后座。那个钟点，大院儿里不见人影。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却连传统的有人被捕或行刑时围观的群众也没有。
    一名身穿草绿色军服的年轻司机立刻开车，另外一名年轻的士兵坐在他旁边。一路上，这两名战士一面抽烟，一面闲扯，吵吵闹闹地互相取乐。开了一个钟头以后，司机对他的同伴说：“咱们快到了。咱们交了活儿以后，回去的路上我领你去看我女朋友，你得放规矩点儿。昨儿晚上你跟那个小婊子闹得太离谱了。”那一个兵流里流气地噗哧一笑：“我放规矩点儿？我等着瞧你跟你那个小婊子放规矩点儿哩，你这个假正经！”司机回敬道：“你他妈的开口就像个臭右派，你这臭流氓！你敢再这样胡扯，瞧我不把你跟我的货一起甩在那鬼地方。” 他们俩都乐了，这时车子已经快到目的地。
    我本以为车子是送我去一个农场参加体力劳动。谁知车子一停，我却发现眼前是一座大铁门，嵌在一圈顶上装有铁丝网的高墙中间。门口有两名士兵站岗，手持装着明晃晃的刺刀的步枪。我看到墙上钉着“半步桥”的路牌。大门边上的大白漆牌子上有一行黑漆大字：北京市劳动教养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监狱新开业的下属单位。我被领进去，交给一名面色灰黄的中年狱卒，他在“货单”上盖了验收的公章。他看了一下我被送劳教的的文书，没精打采地对我说：

    “噢，你是机要单位的。这你得保密。你在北京还有哪个单位最熟悉？” “北京大学吧。”
    “好吧，那你就是北京大学的。记住，你不是保密单位的，你是北大的。你要不小心泄密，那你就更麻烦了。把你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我遵命。他把我从美国带回的旧弹射式刮胡刀和几包刀片放在一边。“把手表和裤带解下来。”我遵命，把旧手表和裤带搁在刮胡刀和刀片旁边。
    “这些东西等你离开这里时退还给你。我们不希望在这儿发生乌七八糟的事儿，明白吗 ？”
    他们想得倒挺周到的，不过可苦了我提着裤子走路。办完手续，我被关进二楼一间监房。二十来个中青年男子，个个囚首垢面，坐在铺在水泥地上的草褥子上，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墙角的尿桶发出刺鼻的臊味。二十多人中，右派只占两三名，其余大多是“历史反革命”、流氓、小偷等“坏分子”。大家感到惊讶，竟会有一位大学教授来与他们为伍。这帮人算作一个班。班长郑方文一脸精通世故的皱纹，在旧社会当过警察局长，管教监犯得心应手，自然受到新同行的重用。副班长王文当过解放军排长，在内战中受过伤，少了一个手指头。他生得英俊，又会唱青衣，和一个战友的妻子勾搭成奸，被判了三年徒刑。劳改释放后，在一个砖厂就业，又在食堂偷饭票，因此被送劳教，这里叫做“二进宫”。我恍然大悟，这个“半步桥”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变化：跨过这“半步”，我就不再是教授、知识分子，甚至不是一个人。我现在只是一个入了另册的“分子”、一个贱民，一点也不比睡在我左右两边的小偷或流氓高明。不，我比他们还坏，因为思想罪被认为比各种小罪更危险。
    夜晚躺在水泥地上，挤在两个陌生人中间，辗转反侧，我不禁琢磨起这个不祥之兆的街名。我想起两句旧诗：“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首已是百年身。” 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在通向苦难的道路上半步桥会引我走多远。一日两餐，吃的是同样的东西：一个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碗玉米糊、一片咸得发苦的腌箩卜。没有油、没有肉、没有蔬菜、没有糖，不用为胆固醇操心。头两天，我实在无法下咽，就把我那一份送给左右的难友。“不用过多久你就会吃不够的，”难友们预言。他们说对了。关在监房里，闻着我们自己的尿的臊味，天天“交代罪行”，“认罪守法”，我们也用当初人家批斗我们的方式相互展开批斗。除了每天轮流下楼倒尿桶，我们不时到大院里打扫卫生。在那种场合，我一向认为不足为奇的新鲜空气和金色阳光成了无比珍贵的天恩。
   
    二
   
    暮春五月，有一天我们又出现在阳光明媚的大院里，任务是参与全民动的歼灭麻雀运动。这又是一次由“伟大领袖”亲自部署的伟大群众运动。苍蝇、蚊子、老鼠，外加麻雀，统称为“四害”。领导传达上级文件，麻雀每年损耗千百万吨粮食，为害不下于老鼠，必须像老鼠一样坚决予以歼灭。因此，全国人民总动员，在同一天从早到晚，向麻雀发动总攻击。我们一干人犯也有幸参与这一盛举。我们的武器是各人自己的洗脸盆，有搪瓷的，有铝制的，各人用一根木棒在盆底上敲个不停，参加全国五花八门的打击乐器大合奏。中华大地上空杀气腾腾的噪音，吓得一只只的小麻雀不停地东飞西窜，直到累死坠落地面。罪恶的小鸟怎禁得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随后几天，北京几家官报都欢庆歼灭麻雀运动的伟大胜利，而且报道了北京人爱吃的“铁雀儿”货源如何充裕，物美价廉。我没尝到一口铁雀儿的滋味，我的胜利果实只是我在脸盆底上敲出的一个大洞。我不得不请求批准给怡楷写一张明信片，请她另送一个盆来。
    几天以后，星期天下午，我被叫到我第一天来被“交货”的那间屋子。同一个面色灰黄的狱卒指着他面前桌子上一个脸盆，还有一条草席等几样用品，对我说：“你老婆给你送来的东西。”我焦急地问他：“她人呢？” 他冷笑道： “你应当放明白一些。在这个地方你没有权利见客。那天天气很热，怡楷已近临产，在烈日之下从几十里外挤几趟公车来探监，却不得一见。我感到十分无奈，只能责备自己： “你应当放明白一些。”
    据多年后的报道，消灭麻雀促成了其后两年的粮食大歉收，因为一旦天敌消灭，粮食作物的害虫就在免费供应的共产主义大食堂大摇大摆地吃起大锅饭来了。
    6月5日晚饭后，我正在翻看《杜甫诗选》，忽然接到妻子从海淀区医院寄来的明信片，恭喜我于三日凌晨得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并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恰巧我刚读过老杜赞孔明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我这个做父亲的身系罗网，连女儿出世都不得一见，好歹托诗圣的福给她取名“一毛”，祝愿我家生于忧患的女儿有朝一日翱翔云霄！
   
    三
   
    在我给怡楷寄出我给女儿的祝福后的第二天，全部监禁在教养所的人员聚集在大院儿里听动员报告，人数之多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禁想起爱略特的一行诗，“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做报告的人是兴凯湖国营农场的一名领导干部。农场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凯湖上，毗邻西伯利亚，新近由北京市公安局开发，用来安置成千上万的劳改和劳教分子。这位报告人声称，建立农场的目的是“通过强迫劳动改造犯罪分子，把他们从剥削阶级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那个地区统称北大荒，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冰天雪地，人烟稀少。但是，他鼓舞人心地说“那儿有肥沃的处女地，等你们去开发。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北大荒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北大仓。那儿吃的东西有的是。玉米、小米、大米、小麦，应有尽有。兴凯湖里有的是吃不完的鱼。我是专程来接你们的。”
    在忍饥挨饿关押了两个月之后，人人都向往吃饱肚皮在阳光下劳动的生活，尽管心里明白无非是远离亲人到荒原上去从事奴隶劳动。可怕的流放竟然能变成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再一次不得不佩服共产党运用辩证术的奥妙。
    6月11日深夜，我们从教养所押解出来，登上停在路边的一溜公车。一眼看不到头的车队，缓缓地通过行人绝迹的街道，沿途都有荷枪的士兵站岗。我无言地告别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绝对专制权力的中心，我是在不到七年前满怀憧憬来到这里的。到达前门火车站后，我们登上“专列”。一连三天三夜，这个特殊的“专列”，满载八百名劳教分子，在武装人员押解下，驶往滨湖的密山小城。我们过境休息时，小城宣布戒严。几只大木船把我们运到目的地 —— 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