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文集：第九章探监，1961

第九章探监，1961

   （据李怡楷口述）

    一
   宁坤调到清河农场时，我曾希望情况会有好转。至少，他现在离我近了一些，邮件往返也会快一些了。按照监规，他每个月写两封简短的信，告诉我他好着，教我别担心。我怎么能够不担心呢？我自己就得了浮肿病，连小丁丁也出现营养不良的症象。他在监狱里能靠什么活下来呢？我知道担心并没有用，然而我的忧虑时常使我夜不能寐，而夜又很长。
    新的一年来到了，但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新的东西，除了四哥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到监狱探视宁坤的情况：“他身体还可以，不是太好，但眼下有谁身体好呢？你不必担忧。我们过些时再给他买些黑市食物送去。”
    二月里，我和一丁又度过一个孤凄的农历除夕。在这举国欢庆的春节，我们母子俩分配到一斤白面粉、半斤肥猪肉、一小棵卷心菜。为了让孩子高兴高兴，我把猪肉和卷心菜外叶剁成馅儿包饺子。我们把小小的菜心养在一碗水里，给冷清清的房间添一点生气。看着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饺子，我心里感到好受一点。这时候，他突然问我：“妈妈，你知道爸爸今晚也在吃饺子吗？”我想这不大可能，但是我说：“我希望爸爸也在吃饺子。在天津家家户户都吃饺子，这是风俗习惯。”天哪，他们既然已经养不活他，为什么不放他回家呢？我曾模糊地希望到寒假时去看他。可是，寒假快开始时，领导上宣布要大家留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毫无办法，唯有等放暑假再说了。
    谁知五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快到下班时间，在打字室接到宁坤的信。急忙打开一看，比往常更短：“怡楷：我病危。望即来见可能是最后的一面。”出了什么事？三个哥哥来信一直教我放心。难道是我被蒙在鼓里？我惊慌失措，就不顾“小辣椒”的阻拦，直奔系主任办公室去向李主任请假。我一声不吭地把信递给他，然后提出要请假去探视病危的丈夫。“你怎么知道他的病就像他说的那么严重？”
    “李主任。”我尽可能平静地回答他。“我爱人走了三年多了。以前来信一直说他身体很好，让我放心。如果不是情况十分危急，他绝对不会让我忧虑的。我太了解他啦。何况，您知道的，他的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管教人员不会让他把信发出，如果他讲的不是实话。我请求您准许我请一次假，好让我去看看他，也许是最后一面了。”
    “别感情用事嘛，李怡楷。”他开始提高嗓门儿了。“我办不到。你是打字员。你要做的工作很多。系里的革命同志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你却要请假去看望极右分子爱人。你现在还是他的爱人，但你也是国家干部。你必须站稳立场，和右派划清界限。这是个立场问题啊！不行，我不能批你的假。就这样吧，李怡楷同志。”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我灰溜溜地离开办公室，拖着两条腿走回家去。一进家门，就听见一丁照例嚷嚷：“妈妈，我好饿！”心里感到比平常更难受。我赶忙打开小煤球炉，做了一锅山芋面糊。一丁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他看到我没吃就问我：“妈妈，你怎么不吃啊？你不饿吗？我一天到晚都饿！”
    “乖乖，那你就多吃点儿吧。妈吃不下。你爸爸病了，病很重。他们不让我去看他 ”我说不下去了。
    “妈妈，我们一定得去看他。大爸爸生大病，他一定特别想我们。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你再去找他们嘛。我也要去看大爸爸哩。”
    孩子说得对，我不能那么轻易地认输。长期在恐惧中生活，畏缩几乎成为第二天性了。可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必须进行抗争。
    看着一丁上床睡觉之后，我离开我们凄凉的小屋，走到校园那一头领导干部住宅区。一走进李主任家灯火通明的客厅，我就看到“小辣椒”的爱人、系总支委员吴老师和那个与一丁同年的儿子小明在玩。他一会儿把小明抛到空中，一会儿又玩驮驮背。父子两个笑声不断。我看傻了，呆呆地站着不动，说不出话来。李主任先点了一支烟，然后转身对着我。
    “李怡楷，你又来干什么？”他不耐烦地开腔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你不能去清河农场看你爱人。我不能让你在政治上犯错误。我们党一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连日本和国民党俘虏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你干什么要为你爱人担心呢？他这几年一直很好，是不是？他还没死，是不是？”“但愿如此吧。”
    “那就得啦。这也足以说明他受到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要是他真的病了，农场领导会按党的政策给予他必要的医疗。你还能要求什么呢？你也不是医生，你去有什么用，就算他是真的病了，嗯？”
    “李主任，我来系里工作两年多了，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现在我爱人垂危，我请求您准许我请一次假，好让我去看看他，也许是最后一面了。他身为右派，罪有应得。但我们的孩子总归是无罪的吧。小丁丁和小明同岁，已经三年多没见到他爸爸了。我们的女儿一毛出生时，她爸爸已经关进劳动教养所了。我只向您请几天假，好让我们都能见他一面。我一定尽快赶回来，弥补失去的时间。我希望我的要求是和革命人道主义并不矛盾的。”
    “你这个人真顽固，李怡楷同志。”他厌烦地说。“我拿你有什么办法呢？得啦，我准你一星期的假。你一定要及时赶回来。再见。”
    黑夜里，孤零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个快乐的孩子的欢笑一直在我耳边回荡。“但愿宁坤能活着回家和咱们的孩子玩！”我默默地祷告。回到家，我看到一丁睁眼躺着。我一把扑在他身上，搂了又搂。我先使劲忍住眼泪，然后才告诉他：“一丁乖乖！我们要去看大爸爸啦！妈妈得感谢你让我再去找他们。也不知怎么的，妈妈有时侯脑子就不管用啦。我们有整整一眼7个星期的假！”
    我孩子从床上跳起来，搂着我的脖子。“妈妈，我太高兴啦！我这一下可见到大爸爸啦！咱们什么时候走？”“明天，明天就走！”

    二
    在硬席客车上挣扎了一天一夜之后，我在清晨牵着一丁的手走进家门。妈妈和全家人都大吃一惊。我把宁坤的短信给他们看，妈妈立即流下了眼泪。我后悔我太冒失了。因为家里多年来出了那么多伤心事，妈妈的眼睛已经快哭瞎了。但她很快就擦去眼泪，用她平日那种令人舒心的声音说话了。
    “他怎么会病成这样？你的几个哥哥给他送去了不少好的食物，现在他的身体该好些啦。怎么会病成这样呢？可能搞错了吧。别担心，怡楷。”
    不久，哥哥们就跟我讲了老实话。宁坤的浮肿非常严重，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自然结果。他们认为惊动我是没有用的，尽管他们自己都感到很难过。他们一直都在希望高价的黑市食品会渐渐帮他恢复健康。那为什么会来了这封告急信呢？我急不可待地要去见他。
    大哥警告说：“‘五一'我们去看他时，宁坤看上去身体很坏。他妹妹一看到他就失声痛哭，我的大小子和平也跟着一起哭。你是一个人去，我知道你会受不了的。不过你非克制自己的感情不可”他哽咽了。
    “我一定做好思想准备，大哥，您放心吧。”自从爸爸在二十多年前去世之后，大哥始终关注着六个弟妹生活中的幸与不幸，大多是不幸。他以完全忘我无怨之心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我的伤心事又给他增添了新的负担。
    尽管挤了一整夜的硬席车的疲劳还没消除，第二天一大早就独自乘上了开往茶淀的慢车。我把一丁留给妈妈照看，她是天还没亮就起来给我做早饭的。我在黎明前离家时，她递给我一个旅行包，包里又装满了黑市食品。她平静地说：“替妈妈告诉他耐心忍受。好人受难。你去吧，见个面对你俩都有好处。”
    我在茶淀小火车站下车时，太阳已经升起。我走进萧条的候车室去找办理到农场探视手续的地方。我看见一个窗口挂着一个大字牌子，上面写着“探视宁河农场劳教分子登记处”，窗前已经有几个妇女排着队。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个邋邋遢遢、形容憔悴的中年女子，身上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灰布男式干部服上衣。她手里拿着一把生满锈的大铁锹。干什么带把锹？是给她男人用的劳动工具？为什么不带食物包？过了一会，我忍不住问她：“大姐，这锹作什么用？”
    “告诉你也没关系，妹子，因为你也是去同一个地方的，”她满不在乎地回答。“昨儿个接到场部通知，说我家右派男人死了，让我来收尸。我带这把锹就是来埋死鬼的。我男人死了，明白吗？”
    我注意到她身边站着一个男孩，满脸病容，身上只穿一条灰色破短裤，脚上趿着破旧的黑塑料凉鞋。“这是你儿子，大姐？”
    “是啊，和那个死鬼生的。他刚十岁，没吃的，没穿的，没学上。人死了，他就死了。对不，妹子？可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呢？”
    “我很难过。”我爱莫能助地说。
   “他死了，他现在安宁了。不用为他难过了。他不再需要吃的了。可我们娘儿俩怎么活下去呢？”停顿一会儿之后，她问我：“你男人也是右派？”
    “是的，他也是右派。”
    “他还好吗？” “希望他不出事，”我无力地说。可是那把铁锹使我心寒。宁坤写那封告急信到现在快两个星期了。我是否也来迟了呢？天哪，我会不会也需要一把铁锹呢？
    填好表格之后，我和那个带着儿子和铁锹的女人一道离开候车室，走上去监狱农场的十几里长的碎石子路。一路上，听她说她也是头一次来。他男人给家里写过信，要她送吃的。他该知道家里的难处。她到哪里找钱给他买吃的呢？一个小学教员，工资本来就很低，后来因为他说党支部书记专横就被打成右派，开除，劳教。“我靠打零工养孩子和自己都不够。我给他写回信，还是向邻居借了八分钱买的邮票。我总盼他有朝一日会回家，恢复工作，一起过小日子。好歹从今以后他不会再给家里写信啦。”
    我将目光从她身上转移开，以平息自己的感情。虽然时值暮春，周围的田野却满目萧瑟，一派凄凉。没有树、没有鸟、没有野花，甚至没有绿草。如此劳改天地！我的思绪被那个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的一声叫喊打断了：“瞧，妈妈！那儿是什么？”远远地，我可以看出一座大怪物似的城堡式建筑，高高的灰墙头上像蛇一样盘绕着带刺铁丝。它比紫禁城更令人望而生畏。再走近一些，我看到瞭望楼上的武装士兵。农场大门口警卫森严，卫兵步枪上的刺刀在上午的阳光里闪闪发光，使我不寒而栗。一名卫兵挥手要我们到大墙外一所小屋去。小屋门上的牌子写着“探视室”。走进去，看到几条歪歪斜斜的白茬长板凳上坐着几个女人。我们一声不响地坐下。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男人的脑袋从一间内室探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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