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彦永的君子兰
   
    今年四月，我和爸爸妈妈一起从加州去北京探亲访友。
   
    约好那天下午二点去蒋彦永医生家。不巧半路上大雨倾盆。出租车开到解放军离退休干部宿舍，我们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

   
    风雨中，只见蒋医生撑着伞站在岗亭旁，焦急地张望。
   
    “蒋医生!”我喊道。我坐在后排右座，赶紧摇下车窗。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爸爸从我左边伸出右手与蒋医生紧紧相握。
   
    “没关系，巫老师，我直担心你们路上出事。”他如释重负。
   
    一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从岗亭里探出头来。“身份证，”他命令似地对我说。
   
    “没身份证，护照可以吗？”我问。
   
    “进来登记，”依然是冷冰冰的腔调。
   
    我开门下车，蒋医生露出无奈的笑，用伞给我遮雨。
   
    在客厅坐定后，蒋医生解释说，自从他那封要求为“六四”平反的信公开后，门卫对他的访客都倍加刁难。
   
    华阿姨热情地拿出糖果糕点招待我们。
   
    他们的女儿蒋瑞正好也从加州来。老人家们聊开了，我俩到凉台上闲谈。
   
    “小瑞，你看，”我指着凉台角上一大盆萎缩的花说。或许是上山下乡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特别喜欢植花种草。
   
    “多可惜啊，”我边说边蹲下去仔细查看每株花。所有的花都很明显地长期没被浇过水或施过肥了。
   
    “这些君子兰开起来可美呢，笔直的枝干上开满一朵朵洁白、粉红或金黄的花儿，而且年复一年越开花越多，”我接著说。
   
    “一毛，你坐。”蒋瑞递给我一张小板凳。
   
    “我爸妈就这样，永远忙个不停，没工夫管家里的事。”她笑着摇摇头。 那神情和蒋医生在岗亭边的像极了。
   
    “也难为他们，蒋医生忙于治病救人，华阿姨也不得闲。今天我替他们治病救花吧。”　我用双手捧起叶子虽然还是墨绿色，却已布满折皱的花说。我把它轻扣过来。盆里的花因为长得过满，居然纹丝不动。许多根茎已经满出盆外。
   
    “小瑞，帮我拿些水好吗？”我问道。
   
    蒋瑞从厨房拎了桶水来，将水全部倒在花盆里。
   
    “谢谢，这些花渴透了。”我说。
   
    我慢慢掰开那些纠缠不清的根茎。
   
    “你这次能住多久？”我边说话边把花一棵棵分开来，放到桶里或留在花盆里。
   
    “住不长，两个星期就得回去上班，”她说。
   
    “这些花，先让它们好好泡一天。 等叶子吸足了水，折皱消失的时候，再把它们移栽到几个花盆里。最好是一个盆一株花。”
   
    “没问题，”她开心地答道。
   
    “你俩乐什么呢？”华阿姨探头在凉台门口问。
   
    “妈妈，一毛在替你救花呢。”
   
    “谢谢你了，”华阿姨笑嘻嘻地说。
   
    “华阿姨，记住每星期给它们浇次水，否则我可是回天乏术了，”我近乎撒娇地说。
   
    “保证记住。 等它们开花时，给你寄照片，”华阿姨说。
   
    数十天后，我回到加州。到家几天内出了两次不小的车祸。 女儿的腿受了伤。惊吓之余，我不分昼夜地照顾躺在床上的宝贝。 其它任何事都顾不得了。
   
    六月三号我过生日那天，爸爸妈妈打了个电话来。
   
    “蒋医生夫妇失踪三天了，”妈妈说。
   
    “真的？是不是因为靠近‘六四’敏感期，先把他们关起来，过几天就会放了？”我忧心重重。
   
    “我们也希望如此呢。 只是蒋医生这次所说关于‘六四’的真话，比上次所说关于‘萨斯’的真话，更让当政者不能容忍。 恐怕他们是不会善甘罢休的。”　爸爸叹口气。
   
    今天是六月十四号。从蒋瑞那儿得知蒋医生夫妇仍然是归家无期。
   
    两位久经风霜，年逾古稀的老人，能熬过这场折磨吗？
   
    那些劫后余生，两星期没人浇灌的君子兰，能在笔直的枝干上再次开出洁白的花吗？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四号
   写在从旧金山去上海拍摄记录片『上山下乡』的飞机上 巫一毛

此文于2009年01月28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