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文集：對知識分子的階級絕滅

又有人說，毛澤東的反右是受了羅隆基 “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這句話的刺激(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北京)。這當然也不是主要原因，愛新覺羅．雍禎曾對臣下誇口說： “你們讀過的書，我都讀過了；你們沒讀過的書，我也讀過了。”那他是個最大的知識分子了。可正是這個最大的知識分子，也仍然有一股強烈的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慾，而大興文字獄。

毛澤東在多次通讀廿四史中，早已領悟了古今中外獨裁者的共同心得，精通了帝王術：“ 統治無知百姓易，領導知識分子難。”(馬沛文：《魚雁集》，新風出版社，2003年，香港) 這才是要害之所在。

1941-1942年所謂 “延安整風” 就是毛澤東為鞏固自己在黨內軍內霸主地位，而對知識分子進行的一場迫害、折磨、甚至肉體消滅的、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這場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也就是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不斷圍剿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實行階級絕滅的序幕和總演習。

毛的四大批判武器

在整風運動中，毛在理論方面首先為自己構築了四大批判的武器。(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p304-305，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簡稱《紅》)

一， “實用第一”的觀點。拋棄一切無助中共奪權的理論，把包括馬列原典在內的一切書本知識通通斥為 “教條”；把尊重知識、崇尚馬列原典的知識分子，無論留蘇的也無論受過西方或國內正統教育的，都貶得一文不值。造成一種 “無知光榮、有知可恥” 的風尚。其經典表述，就是１９４１年５月發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譏諷留蘇派只是 “言必稱希臘的留聲機”，斥責教十七八歲娃娃啃《資本論》、《反杜林論》，是用教條主義來毒害青年，是 “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毛說： “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餵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餵狗，有什麽用途呢？”(《紅》p299-300)

毛的邪說，發展到文革十年，就成了 “知識越多越反動” 的歪理。貶低知識，割裂馬列，無非造成一種愚昧的氛圍，以便兜售他專制、獨裁的貨色。以至今日被馬克思所肯定的自由、民主、人權、自由選舉、還政於民，都變成了危險的禁區。 “五．四” 所殘留下來的科學、民主、個性解放，經過幾十年的批判、圍剿、打壓，早已潰不成軍。

其次，將 “農民是中國革命主力軍” 的觀念系統化、理論化，並將其貫穿於中共一切思想活動中。讓知識分子在這個 “主力軍” 面前自慚形穢、抬不起頭來，而永遠夾著尾巴接受改造。只是，可憐的 “革命主力軍” 也並不因此受惠，他們除了在中共奪權中為之賣命、奪權後受其剝削和奴役之外，如今仍然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文盲、貧困和備受屈辱的 “主力軍”。

十年浩劫中，毛共把一千多萬知識青年趕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提倡 “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貧下中農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都不過是毛澤東 “無知改造有知，愚昧扼殺科學” 的故伎重演。

三，确立 “領袖至上”、 “集體至上”、 “個人渺小” 的新觀念。

四，把宋明新儒學 “向內裡用力” 的觀念融入黨內鬥爭的理論，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懾的手段，大力製造集忠順與戰鬥精神為一體的共產主義 “新人”。如何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懾交替的手段呢？統觀延安整風的全過程，就不得不佩服毛澤東确實是個出色的陰陽家和權術家。

毛知道只是把留蘇派等紅色教授、理論家罵個狗血淋頭，用 “廢物”、 “比狗屎不如”、 “脫褲子、割尾巴” 之類侮辱性詞匯剝奪他們的尊嚴，並不足夠。使知識分子永遠成為他恭順的奴僕，還要濟以武器的批判，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直至肉體消滅，才能達到目的。這次殲滅戰就是從王實味身上找到突破口的。

王實味成 “壞人樣板”

王實味在他的《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大膽揭露了延安 “新生活”的陰暗面，批評 “食分五等、衣分三色” 為特征的等級制度，他深情緬懷為信仰真理而犧牲的烈士，熱情歌頌青年 “純潔、敏感、熱情、勇敢”，呼喚自由、平等、博愛、人道主義，期盼早期共產主義者身上的聖潔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漸漸喪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但是天真的王實味卻不知道他鼓吹的平等、博愛的理念正觸犯了毛的大忌。因為毛此時正在打造 “領袖至上”、將全體黨員改造成黨的也就是毛的馴服工具的 “宏偉工程”。抨擊等級差序，也直接侵犯了毛澤東和一大批幹部的既得利益。因為等級差序正是歷代農民造反領袖用以論功行賞的激勵機制，所以王的言論直接危及毛打江山、奪天下的大計。

王實味在劫難逃，成了壞人的樣板。在精密的策劃下，在有條不紊的佈局中，王的罪名不斷地被升級；帽子越戴越多，越戴越大，從 “反列寧主義”、 “反領導” 到 “反黨分子、托匪”，再到 “國民黨特務、反黨集團頭目”。不管王如何申辯、檢討、甚至痛哭流涕表示悔改，都無濟於事。毛澤東一定要把他放上祭臺，作為警嚇眾猴的必宰的雞。王實味的死，不是因為他有罪，而是毛澤東的 “政治需要”。

王實味１９４２年２月發表文章後，經過幾個月的批判鬥爭，當年十一月即被隔離；第二年一月被康生下令逮捕，關進監獄；在１９４７年的一次集體屠殺中，被砍了頭。丁玲因為名氣比王實味大，毛顧反影響不好而暫時放過了她。但始終餘恨難消，１９５７年終于把她打成了右派、流放北大荒勞動改造，並在《人民日報》重新發表她的《三八節有感》供批判。１９５８年，毛仍不肯放過他們，親自改寫《編者按語》，再把丁的《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登在《文藝報》和《新華半月刊》上，作 “再批判”，發動各地口誅筆伐。

鎮壓了王實味犯上作亂的 “資產階級自由化” 之後，毛立即宣佈所有中下層幹部和高級幹部同屬整風對像。強造學習指定的文件，並且規定要寫反省筆記，再從檢查各人筆記本中，抓各種各樣的小辮子。紅色教授王思華、范文瀾、王子野等固然要做唾面自乾的、自我醜化式的檢查，高級幹部王若飛、曹里懷，甚至元老謝覺哉，也被迫寫反省、做檢討。接著把 “整風運動” 轉成了 “審查幹部運動”，毛誣陷王實味 “是有組織地進行托派活動”的，並說： “中直、軍直、邊區機關幹部中，知識分子有一半以上，我們要發現壞蛋，拯救好人。要發現敵人，即托派、國特、日特三種壞人。”(《紅》p415)

毛對知識分子的階級絕滅

為什麼有一半以上是知識分子，就一定要去 “發現壞人”、要去 “發現三種壞人”呢？毛並未說出其中奧妙。但這幾句話卻完全暴露了毛澤東懷疑知識分子、不相信知識分子、岐視知識分子、仇恨知識分子的陰暗心理。這種心理就是毛幾十年一貫制的打擊、迫害、殺戮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實現階級絕滅的根本出發點。

果然，在逼供和羅織之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政研室揪出了成全、潘芳等四人，將之網入 “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以及中央黨校揪出李國華、吳奚如等 “國民黨特務”。消息傳開，延安全城震動，驚悚戒懼的空氣迅速彌漫。毛澤東复連下上諭嚴旨切責： “我們各個機關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實味之類的分子，要客觀的精細的長期的去查。” “過去我們對這些是採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義！” “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思想(半條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鬥爭。”(《紅》p417)

在毛澤東、康生精心導演下，一場審幹--肅奸的浩劫，已降臨在延安所有黨員幹部和知識分子頭上。從寫 “學習筆記”、 “反省心得” 到寫 “小廣播調查表”，再三番五次地寫 “個人歷史自傳”、 “思想自傳”，延安的黨員幹部和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思想和精神壓力步步升級，好像進入 “煮是暫兮蒸要久，純青爐火十二分”(謝覺哉詩)的思想高壓爐。和工農幹部相比，知識分子所承受的壓力更大，作家劉白羽自陳，“在那難熬的日日夜夜裡，惶惶不安、徹夜難眠，在上司指導下，竟寫下數十萬字之多的自傳資料”。在 “個人歷史自傳”中，康生認定十九歲的青年張克勤是 “特務”，於是派汪東興、吳德等對張克勤搞了三天三夜車輪戰，不但逼張承認了自己是 “特務”，還讓他一口氣咬出了幾十個 “同伙”。

為了深挖 “反革命、特務”，凡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和抗戰後來延安的知識分子，都視為嫌疑分子。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通過召開坦白大會，形成坦白運動潮流，造成群眾壓力， “搶救失足者”；如果再不坦白，就予以逮捕刑訊。例如撰寫《廬山會議實錄》的李銳，曾經 “五天五夜不准睡覺”，最長者有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勞審訊。在各種酷刑，甚至假槍斃、活埋的逼供訊，大會鬥，小會勸和張克勤示范作用下，至１９４３年７月９日，延安己有４５０人坦白。

中央辦公廳秘書處的六十餘人，有十幾人被打成 “特務”。《解放日報》有９５％的工作人員被 “搶救”成了特務。中央醫院受到懷疑的達９０％，美國的馬海德醫生夫婦也曾被 “搶救”過。軍委三局電訊學校的二百人中，有１７０人被扣押、遭鬥爭。抗大總校１,０５２個排以上幹部中，共挖出 “坦白分子”、 “嫌疑分子”、 “特務分子”６０２人。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所屬炮兵團，因為知識分子多，就有９０％被打成特務分子。确定特務的標準：出身知識分子、來自國統區，不是日特、就是國特。

西北局民運部共十幾人，因都是知識分子，便全部成了 “特務、叛徒”。綏德師範連開九天控訴坦白大會，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餘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餘人，最小的一個是十四歲的女學生。中央黨校是搶救運動重災區之一，某山溝的六七個窯洞關著上百人，他們都是 “搶救” 出來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 “搶救”的。西北角的窯洞裡也關押著１５０名 “搶救” 出來的幹部。葉劍英前妻危拱之被戴上 “特務” 帽子後，不堪迫害，悲憤難禁而自殺。(《紅》p５３０－５３１)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