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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會自殺且在自殺時寫下 “毛主席萬歲”嗎?

武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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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狗會自殺而且會在自殺時寫下 “毛主席萬歲”嗎?狗有一下子活活地餓死四千萬隻嗎?狗會有八十多條一下子在一个貨柜裡焗死嗎?狗會一批又一批地、前仆後繼地、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內)地逃亡,逃向臺灣、逃向日本、逃向歐洲、逃向非洲、逃向美洲,甚至逃向子彈橫飞的以色列和伊拉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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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忠狗的下場
   江蘇省南京市《現代快報》報導:該市有個叫葉曉芳的女人,担心養了七年的狼狗 “黑虎” 會弄髒剛裝修的新屋,趁丈夫出差之時將黑虎送走,但這頭戀主的忠狗每次都懂得尋路回家。第一次被放逐郊外,牠當晚就摸黑回家;第二次是咬斷孔艩睦K子逃回家;第三次被鐵練鎖着,牠卻以絕食抗議,整天悲鳴,於心不忍的新主人只好把牠送回曉芳家。
   曉芳對於黑虎的忠心耿耿不但不欣賞,反而下决心要置牠於死地:把牠綁起扔到河裡淹死;但黑虎不斷咧嘴狂吠,使四個充當殺手的男子漢無法近身,他們對曉芳說: “狗不咬主人,你自己來吧!” 曉芳就把繩子繞在黑虎的脖子上,牠果然不反抗,只是眼淚汪汪地凝望着女主人,服服貼貼地被勒死了。
   丈夫回家獲知黑虎遭毒手後,傷心欲絕,悲憤莫名。他控訴道:“黑虎三個月大就到了我們家,七年了,牠一直很懂事,很忠誠,我一直將牠當作家庭成員。我怎麼也想不到那個女人會對牠痛下毒手,她的心怎麼這樣狠?黑虎的死讓我感到害怕……不敢再和她生活在一間屋子裡了,離婚是唯一的出路。”
   兒子也因為黑虎的死對母親不理不睬,令曉芳頓感眾叛親離,十分難過,也十分委屈。
   我不厭其煩地復述這个故事,是因為由此而聯想到了可憐的中國老百姓,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居然跟這條狗差不多,甚至於更加悲惨。
    二、知識分子上了賊船
   “在舊中國,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許多優秀人才。新中國的成立,使他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喚起對祖國的憧憬和向徃。他們怀着一顆赤誠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國。不少人經過千難萬險,擺脫種種的阻撓和迫害,才回到祖國怀抱。他們當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語言學家等等。他們成為新中國許多學科的開拓者知奠基人,為發展祖國科學事業、文化事業、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為培養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是《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北京)中的一段話。這是《毛澤東傳》作者們所承認、當然也是中共當局所肯定的結論。
   但是,這一大批對國家無限忠誠、對中共毛澤東寄以慇切希望和信任、歸國後又作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的知識分子的下場,是不是比那條叫黑虎的忠狗好一點呢?
   答案是否定的。這千千萬萬踴躍歸來的知識分子可謂自投羅網,用毛澤東的話說,則叫 “上了我的賊船”;毛共對留戀故國不肯離開大陸、或雖然離開了卻又千方百計返回大陸的廣大知識分子的狠毒、卑鄙、無恥、殘忍、凶惡,更勝過葉曉芳對黑虎的千萬倍。
   許多歸國知識分子自踏入國門的第一天,噩夢就開始了,無一例外的受到無窮無盡、花樣百出的折磨、羞辱,直至粉身碎骨甚至尸骨無存。少數大難不死的,也是傷筋動骨、如剝了九重皮。
   例如從英國回來的語言大師、劇作家老舍於1966年8月24日,被紅衛兵批鬥、毒打後,跳進北京太平湖自殺而死。
   从法國回來的翻譯家、藝術評論家傅雷因不堪迫害,1966年9月3日與妻子朱梅馥一起上弔自盡。
   從香港回去的容國團,為黨國爭了殊榮、立了大功,卻被汚為 “特务”而不得不自弔於北京龍潭湖邊的槐樹上以結束生命。
   總之,毛共法西斯治下的亿萬臣民之命運比狗還要悲慘,常常象螻蟻般成群成群地被作踐、被虐殺。中共發動暴力土改,至少屠殺了三百萬所謂的地主、富農;為配合 “抗美援朝”而發動的镇壓反革命運動,中共自己公布殺了240萬,实則則超過五百萬人;三年人禍期間,四千餘萬農民被活活地餓死;十年浩劫造成二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三、對知識分子的群體滅絕
   郭維敬編著的《共和國早期的故事》便記錄了五十年代知識分子被摧殘、被屠殺的血泪歷史。該書所記載的鮮血淋漓的故事,清楚地告訴人們這樣一個事實:毛共對知識分子搞的階級滅絕政策比希特勒對猶太人搞的種族滅絕政策有過之而無不及。
   該書揭露了河南省反右運動情况,全省共劃右派九萬人,佔全國15%。学校教職員中被劃右派、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平均佔23%,有的地區達50%,個別學校達70%以上。固始縣把教師48%划了右派;遂平縣則為52%。
   信陽地區書記王某在反右運動中要求所豁的十九个縣市開展向地委 “報喜”的活動,結果劃右派的人數一浪高過一浪。黨校副校長董玉寶實在划不出右派來,這位書記便厲声斥責: “你就是右派!”竟真的將董打成了右派分子。
   息縣划右派稍遲緩,他親自去召開大會,公開說: “難道平時就沒有提過支書意見的?”經他一點撥,當天晚上該縣就以 “抓四百多名右派”報了捷。他到汝南縣視察,見有數十名男女教師画漫画諷刺縣教育科長随地便溺,于是在大會上說: “這泡尿尿得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結果這一大批無辜的教師全都被打成右派。
   豫東永城縣右派總數是1,976人。商丘地委宣傳部長謝某把全系統的所有幹部幾乎全划了右派,最後只剩下 “兩個半”所謂好人;比如專署文教科九個人必湏划八個之類,荒唐到了極點。
   反右後,信陽地委為改造右派,在所属的大別山區譚家河建立了 “萬勝山森茶場”,共送去二百多名右派,其中逾半數去而不歸,埋骨深山;幸存者非傷即殘,亦未得盡天年。至今人們談起譚家河都心有餘悸、毛骨悚然。該場負責人視右派分子為不可寬恕的重刑犯,任意毒打、任意餓飯、迫使不分晝夜地超強度勞動達两年之久,在百般折磨、侮辱、虐待之下,許多人被餓死、累死、自殺;基建大隊長徐藍宇和辦公室主任賈文明被人稱作 “活閻王”,一次強令右派們在惡劣天氣中翻山越嶺扛木料,以致途中倒斃、滑入山澗及大糞池、走不動而凍死八人(一說十七人)。其余分散於各縣各農場改造的右派,處境同樣惡劣,死人亦不在少數;如平輿縣共划了729人右派,到 “改正”時已死了129人。
   死了右派還不如死了个家禽家畜”(李說:《按照歷史的真相總結歷史---<共和國早期故事>序言》,刊《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3期),真是欲為狗而不可得了。
   這樣的勞改農場,這樣的法西斯集中營,這樣滅絕人性的殺人魔窟,在中國大陸可是成千上萬。以前有造成 “犯人”死亡過半的甘肅省夾边沟農改農場、 “模範監獄---秦城,今有打死孫志剛的遍佈大陸的收容所和拘留站。
    四、喪心病狂的酷刑和虐殺
   右派分子、北大才女林昭因對反右和批彭德怀有看法,於1960年10月被捕入獄,她在獄中被百般折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獄警竟把她這麼一個弱女子反拷一百八十天,連吃飯和大小便也不給打開。無產階級專政機關上海市公安局在1966年4月把林昭从病床上拖出去搶殺後,還要向傷心欲絕、病體支離的林昭母親追討五分人民幣的子彈費,其喪盡天良以至於此!
   再看毛共怎樣折磨、虐待、殘殺後來被他們捧為英雄、烈士的張志新吧。張志新被捕後,受到嚴刑拷打、慘遭凌辱、被獄警輪奸,獄警還挑動流氓犯、盜窃犯無情地歐打和折磨她;1975年4月4日,當属於英雄的最後一個黎明來到時,沒等她弄清怎麼回事,就被幾个竄上來的人按倒在水泥地上,頭枕一塊磚,強行切開喉管,再在喉管插進一個三寸長小手指粗的不鏽钢管,並用綫將連接鋼管的金屬片縫在刀口两边的肉上,劇痛使奮力反抗的張志新咬斷了舌尖,血水淌滿前胸;目睹這一慘狀的一個女獄警,當場嚇得昏厥過去……(《“文革”之謎》)
   為了防呼喊 “反動口號”,遼寧省把張志新的喉管切斷,而江西省則把李九蓮的舌頭與下顎用竹簽釘在一起,諸如此類舉世罕見的酷刑,就是全無心肝的共產黨反動派嗜血成性的表現。
    五、毛澤東是始作俑者
   共產黨从苏區肅反起,歷來都搞的是逼、供、信,酷刑泛濫。其始作俑者,就是毛澤東。1930年12月3日,毛根據刑訊 “犯人”而得的口供,認定江西省行委秘書長李白芳等人為AB團分子,就給江西省行委寫了指示信,並交付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李韶九:
   “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予全部撲滅”, “務必會同李同志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 “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地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个區域的黨和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李韶九將省行委、紅二十軍主要負責人李白芳等八人逮捕並施以 “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各種酷刑,受審者 “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被打者 “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有的人當場死亡。甚至李白芳等人的妻子前來探視,亦被當作AB團抓起來, “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户,用小刀割乳。”(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置對手於死地而後快,在折磨、虐殺同類中獲得歡愉和快感,是人類所特有的劣根性。但 “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中共和毛澤東卻把這種嗜血的歡愉和虐他的快感發揮到淋漓盡致、登峰造極的地步。
    六、毛共作惡而能逍遙法外
   曉芳勒斃了黑虎,立即受到丈夫、儿子的譴責,受到離婚、家庭破碎的惩罰,並有難過的表示。但共產黨反動派从江西肅反開始,到1989年北京奢城,再到镇壓法輪功,從來都沒有正兒八經地認過罪,而且還要強詞奪理、死不認賬。歷次整人、殺人的凶手,包括殘害高崗、彭德怀、賀龍、劉少奇、陶鑄等人的打手在內,一個都沒有被追究責任、被處罰;甚至把清算他們的罪行、追究他們的責任,也划入禁區,不許老百姓研究、議論、批評,正像北京大學教授焦國標在《討伐中宣部》中所指出:
   中宣部十四大病之 “ 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 日本文部省屢屢修改學校教材,篡改侵华歷史,把 ‘侵入’改成 ‘進出’。中宣部有過之品無不及,凡歷史上之罪錯皆不許提,反右、文革、餓死幾千萬農民、六四、哈爾濱寶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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