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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是一部殺人機器 ----<<红太陽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札記(一) 武宜三
红太陽是用千百万屈死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的鲜血染红的。红太陽是用千百万屈死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的白骨撑起來的。
这就是高华《红太陽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來龍去脈》(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简稱《红太陽》)，所揭示出来的血淋淋的史实。
“一將功成萬骨枯”，雖然這些戰士通常都是在抵抗外匡外族侵略或敵对阵营战鬥的战场上死去，但将军们仍有歉疾感甚至交到史家谴责。而毛澤東的战士成千上萬地死在领袖的屠刀之下可毛却被冠以偉大领袖、人民救星的稱号，备受歌颂和贊揚。
历代开国帝王例如朱元璋，都是在登上金鑾殿、屁股坐稳了之后，才开始殊杀功臣元勛。然而毛自落草為寇伊始就在自己的陣营中大开杀戒。毛澤東杀外国人少，杀中国人多；杀国民党人狠，杀共產黨人更狠。
《红太陽》條分縷析，廣征博引，引用大量的中共方面出版的资料，从江西苏区的 “杀AB团”写起，经遵義会议、延安整风，直至七大召开的全部历史过程，揭露了毛澤東如何縱橫捭阖，詭計叠出，阴谋耍尽，甚至不惜製造血腥恐怖，用消滅肉体的兇殘手段，篡党篡軍，营造他在由党内军内扩大国內的独尊独裁的红太陽地位。
1930年11月毛澤東親自主持了一方面軍(紅一、三军团)的打AB团运动，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间內，在四万多的紅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 “AB团”分子(其中几十个是 “AB总团长”)，这些人全部遭処决(《红太陽》P17)。红一方面军内打AB团的情况非常惨烈，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党员、曾与毛有过意见不同的只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如大革命期间入党的、参加南昌起義后随朱德上井崗山的何篤寸，只因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 爭論中支持过朱，此时便被诬向 “AB团”而遭杀害。
中共江西行动委員會負責人李文林在其主持召開的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上不指名地指责过毛的一系列觀點和做法，毛便将参加該會議的全體人員一律視為 “AB团” 分子列入应予 “撲殺”範圍。
毛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红军的恐慌和反抗，紅二十軍官兵憤怒地提出 “打倒毛澤東，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发动了 “富田事变”。结果这个被毛澤東激发出来的事变，又遭毛澤東血腥鎮壓了下去，从付排长以上至军長、军政委全部都被屠杀，連红二十軍的番号也被取消(文聿：《中国左祸》，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香港)。
毛澤東的繼承者们為了保住毛澤東这具僵尸，也鸡了保住他们自己，硬是要把毛后期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排斥在 “毛澤東思想” 之外，結果引出 “思想没有錯铡保� “錯誤不是思想”的怪論。其實毛澤東的極左、蠻横、殘暴、以整人殺人為樂的作風，是幾十年一貫制的，哪有什麼前期、晚期的分別。
毛在1930年12月写給紅一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的手令说：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摇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紅太陽》P19)
不殺人，就要被別人殺。這就是 “我們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革命隊伍裡血淋淋的 “同志”關係。
1952年的 “三反”、 “五反”運動中，毛澤東要求從中央到各省市，從各大軍區到各級軍區到 “立即抓緊三反鬥爭，縮短學文件的時間(有四五天就够了)，召開幹部會，限期(例如十天)展開鬥爭，送來報告，違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貪污分子，不管什麼人，一律撤職查辦。”“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分子才能解决問題。”(《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北京)和二十二年殺AB团如出一轍。
到了文化大革命，整個大陸都變成了一部殺人機器。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萬人，整了一億人，佔全國人口九分之一(《動向》2004年3月号，P42；《爭鳴》2004年12月号，P24)。在這被大大缩小了的 “二千萬”之中，共產黨員絶不在少數：如劉少奇、彭德懷、陳毅、賀龍、陶铸、張霖之、閻紅彦、周小舟……
其實這些人也是殺人如麻、對同志决不手軟的整人高手。在毛澤東操縱下的中共殺人機器中，他們殺人，最終也被殺。正如高華所指出： “恐怖機器一經開動，就産生了自我驅動的內在動力，使其瘋狂運轉，不斷依次進入更高階段，結果是縱火者也與之俱焚---殺人者終被殺！”(《紅太陽》P43)這就是他们个人的悲劇，也是中共的悲劇。
只要中共不肯放棄一黨專政領袖独裁的体制，只要中共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就一定無法逃出 “殺人者而後人殺之”的魔圈。
《爭鳴》2004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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