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輿論一律，以筆殺人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讀後劄記之二武宜三
控制人民思想的偉大工程
“回歸蜜月期”終於結束，中共當局 “七年之癢”大發作了。一場圍剿民主、批判自由的宣傳攻勢，如滾滾黑雲正壓在香港人頭上；兩個 “名嘴” 封咪，李鵬飛亦退出商台節目；白色恐怖的氣氛越來越濃，令人窒息。
控制人民的思想，讓老百姓老老實實、服服貼貼地供自己驅使、奴役、盤剝，是中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皇帝們，孜孜不倦地經營了幾千年的偉大工程。而這項工程只有到了毛共王朝手中才取得了輝煌成就，才達到光輝頂點。
“在中共的政治—組織構成中，黨的意識形態宣傳對於中共之重要，不僅在於它可以為黨的政治、軍事等一切實厶峁┤椎慕忉專怪泄踩炕顒拥於ㄔ趯W理和道德基礎之上；而且，還可以被黨的領袖運用作對付党內政敵的有力工具。”(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p365，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簡稱《紅太陽》) 把中國變成毛思想集中營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毛澤東：《七絕．詠蛙》)
十六歲就如此霸氣十足的毛澤東，確實自投身革命之日起，終其一生都非常注意抓新聞、抓輿論，從不鬆懈。果然把中國，差一點把全世界都變成了一座紅彤彤、血淋淋、亂哄哄而又死寂寂的毛澤東思想集中營。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聽過新聞大家邵飄萍的演講，參加過北大學生社團 “新聞學會”的活動；五四時期辦過 《湘江評論》、《新湖南》，以 “大哲學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自命，欲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毛澤東早期文稿》，p30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長沙)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身份，創辦過《政治週刊》。即使武裝暴動、佔山為王之初，在極端艱苦條件下毛仍組織大家寫傳單、辦墻報。他說： “共產黨是要左手拿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北京)
到了陝北，毛縱橫捭闔、大搞陰謀詭計、大玩政治權術，在逐漸篡奪了黨和軍事控制權之後，便開始全力經營宣傳輿論系統。1941-1942年間，毛趁整風之機，依靠堅強的組織機構，中央高級學習組—中央總學委來全面佔領中共輿論陣地，最終將其置於自己的絕對控制之下(《紅太陽》p365)。毛排擠張聞天、博古等人，用摻沙子的辦法，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到宣傳輿論系統。如用自己的秘書胡喬木當中央宣傳部代部長。關閉張聞天主編的《解放週刊》、《共產黨人》等報刊，把《新中華報》、《今日新聞》等小型報紙合併，創辦《解放日報》，使之成為自己直接控制的輿論工具。初創的《解放日報》由於未能一下子達到毛的要求，曾多次遭毛批評、訓斥、整頓和改組，最後以親信陸定一擔任該報主編，才達到完全控制的目的。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所建立並加以完善的 “政治功能主義新聞學”，一直到今天都是指導黨的喉舌的根本原則。
黨性第一
一、“黨性第一”(《紅太陽》p373)。舉凡一切評論、消息、照片，都必須以是否符合黨的利益為標準而加以取捨和編排，並以党(其實是党的領袖或地方組織第一把手)的立場來判斷一切。黨報、電臺、電視絕不是 “有聞必錄” 的單純報道消息的媒體，而是實現党的任務也就是實現領袖或領導人的意圖而奮鬥的工具，所以各媒體都必須置於領袖或第一把手的絕對領導之下。
為了保持社會 “穩定”，突出領導人 “政績”，一切災情、事故都不能報導。如在 “兩會”期間不能報導非典，河南省不能報導艾玆村；《南方都市報》報道了孫志剛事件和非典消息，被認為給廣東省委抹了黑，所以就抓報社頭頭去坐牢。
二、反對 “虛假的真實性”(《紅太陽》p373)。例如1960年前後餓死了四千萬人，毛澤東們就詭辯説：那只是表面現象，不是本質問題。所以報紙只能說 “三面紅旗好得很”， “我們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只是一個指頭。”而 “畝産十萬斤” 因為合乎政治需要，卻成了 “本質的真實。”
去年本港 “七．一”大遊行五十萬市民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中共喉舌就有本事 “透過現象看本質”，得出 “五十萬人是被挾持上街的”结論。於是乎，爭民主、反獨裁的訴求，便成了 “虛假的真實性”了。
按黨的需要發新聞和造新聞
三、新聞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紅太陽》p373) “搶新聞”被認為是 “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惡劣表現。正確的 “無產階級新聞觀”，把發佈新聞的快慢完全服從於黨即領袖的需要，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需要等一下再發佈，有的永遠也不會發佈。當然，只要有需要，沒有的也可以編一個。總之，一切聽從黨和領導的旨意，絶不允許記者或編輯有半點 “自主權”和 “自由主義”，否則嚴懲不貸，輕者批評檢討，重者坐牢殺頭。
比如大陸的新聞發佈會、記者招待會之類，都是預先彩排過的。誰提問題，提什麼問題，都早已安排妥當，井然有序。由於習慣了這類做戲，李鵬當總理那陣根本不允許記者提問，因為他無法應付 “資產階級自由化”場面。此所以在記者 “圍攻”、 “追擊”之下，安民會惱羞成怒，江澤民會破口大罵。
1975年河南省確山、泌陽幾座水庫同時垮壩，造成波及河南、安徽兩省的巨大災難，當局就秘而不宣。當時沙河店鎮儘管做了緊急撤離部署，全鎮六千人中仍有827人死亡；遂平縣文城公社則完全沒有得到警報，全公社三萬六千人中半數遇難，許多人家絕戶；汝河沿岸14個公社、133個大隊的土地被洪水刮地三尺、滿目瘡痍……
這次災難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傷了多少人，損失了多少財物，至今仍無準確統計。生命何價？老百姓的生命在毛澤東共產黨的 “新聞觀”中，可是一文不值。這次災難在25年後的2000年，才由潘家錚院士在他學術報告《千秋功罪話水壩》(清華大學、暨南大學出版社，轉引自邵燕祥：《災難的記憶》，《隨筆》2003年第3期)中作了大概的描述。
運動群众，用筆杀人
四、用報紙 “指導運動”(《紅太陽》p374)。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善於利用報紙(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3月31日)，尤其要學會運用報紙指導政治運動，在運動初起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時期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陸定一入主後的《解放日報》立即忠實執行毛利用該報指導整風的意圖，開闢《學習》專刊。《學習》對於如何學文件、開展小組討論、寫反省筆記，都發表針對性的文章予以指導；還刊登各類幹部自我反省文章為示範，始終緊密配合運動的發展。
《解放日報》開創了中共利用報刊整肅異端知識分子的新模式。該報用大量篇幅刊登陳伯達、李維漢等人的大批判文章，對王實味進行口誅筆伐；但卻不給版面予王實味自我辯護。使《解放日報》成為一邊倒的圍剿王實味的主戰場之一，最終把王實味掃入反動派行列而致之於死地。
1957年反右派和1966年發動文革等，毛澤東都是通過報紙電臺等輿論工具發動攻勢，運動群眾，煽動鬥爭氣氛，製造白色恐怖。鄧小平繼承毛的衣缽，用《人民日報》 “四．二六”社論，把1989年學生和廣大市民的反腐敗、爭民主運動打成 “反革命暴亂”，為武裝鎮壓製造口實。
去年 “七．一”大遊行之後，北京當局故伎重施，也著力利用報紙等發動和指導香港的反民主、反自由的大批判運動。各喉舌一起發功，為爭民主、爭自由的香港人扣上 “港獨”、 “對抗中央”、 “支擰台獨”、 “破壞穩定”，甚至 “漢奸”、 “吳三桂”等莫須有的罪名，栽贓誣陷，攻擊漫駡，威脅恫嚇，無所不用其極。妄圖一舉把民主力量鎮壓下去，用心何其毒也！
毛澤東因為梁漱溟的 “九天九地説” 而龍顏震怒，用流氓的語言駡梁是 “用筆殺人” 的殺人犯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107-108，人民出版社，1977年北京)。毛這種賊喊捉賊的流氓伎倆，含血噴人的惡霸作風，恰恰暴露了他才是如假包換的一手用槍殺人、一手用筆殺人的、古今中外第一的最大殺人犯。《<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事情正在起變化》、《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我的一張大字報》……統統是他用筆殺人的鐵證。今天中共御用喉舌所採取的卑劣手法正是毛澤東用筆殺人的遺風流韻。
精神特权
五、新聞保密、分層閱讀(《紅太陽》p374)。中共和毛澤東不但把群眾分成左中右，而且還把自已的黨員、幹部也分成左中右。既然有左中右的區別，那麼在 “知的權利”上也就要反對 “絕對的平均主義”。於是就形成了黨員比群眾知得多，幹部比一般黨員知得多，級別越高知得越多。如此這般，各種等級的《參考消息》，便大行其道，從抗戰之前到今天從未中斷。
1980年《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問題的兩個審查報告的批語》説：
此件和關於康生謝富治的兩個審查報告，可先傳達到全體黨員，經過適當時間再向黨外宣佈。兩個審查報告各有七個罪證附件，因為很多內容涉及黨和國家機密，這此附件只發給省軍級參閱，不再往下傳達。(《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北京；《國史全鑑》，p5537，團結出版社，1996年，北京)
中共既得利益集團不但把黨和國家當作他們的私有財產，予取予攜；就連他們一夥所犯下的罪行，也當作禁臠，嚴加看守，嚴格保密。究其實，康謝二人在毛的直接指使下，幹盡壞事，可謂血債累累、惡貫滿盈；本該受公開審判、國法制裁。可是中共卻如此私底下了結，如同兒戲，再一次愚弄了全體黨員和全體人民。
共產黨不但在物質上 “食分五等，衣著三色”(這是王實味當年批評的延安情況；如今 “與時俱進”，早已不復當年之簡單了)，在精神上也要分出許多等級來。製造等級，享用特權，儼然就是共產黨鬧革命、打天下的唯一目的。聽聽那些奴才們的叫囂： “警告中央(的人)是吃了老虎膽” 、“人大常委會決定不能辯論”、 “懷疑中央就是犯上作亂”，就可見等级森嚴之一斑。
筆当前锋，枪作后盾
在毛共獲利集團及其奴才眼中，人民只是群氓、只是奴隸，根本不配談民主、不配享有自由，根本沒有資格要求 “還政於民”。八十多年前，毛澤東説： “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成性，思想狹隘。”(《毛澤東早期文稿》)今天党國要人仍認為中國人民素質太低，香港缺乏政治人才，不能實行民主、不能進行普選。
奴隸就得服服貼貼，不能亂說亂動，也不能胡思亂想，否則就挨革命大批判。文之不行，則佐之以武。這點連美國佬都看出來了。5月11日《THE WASHINGTON TIMES》社論説：中國共產黨已決定在香港忍受夠了。北京上星期三派遣一支海軍鑑隊到香港的維多利亞港，這種耀武揚威只有一種意思：北京威脅動武來扼殺香港對民主的渴求。”(《蘋果日報》5月13日)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還留意到人大常委會宣佈取消香港07、08雙普選的決定的日子，選在4月26日的特殊暗示意義：血腥和死亡。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