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龙

   不进行根本政治改革，在根本政治改革之前推行的任何制度，可能对新制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某种便利的条件。但更根本的却是：为最终的改革目标设置了新的障碍！也就是说，由于这项制度不是为保证新制度创生而提出，而且为维护旧制度的某个核心，比如不触及所有制的变革，因此，这些制度不仅成为未来新制度的不可逾越的一道墙，而且，由于中国改革的直接动力来源于最高决策者，如果最高决策者对自己提出的某项制度敝帚自珍，不愿再进一步推进改革，他就可能由改革的推动者成为阻挠改革的力量，因此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更主要地，由于政治制度无法或不敢触及，许多新的政策都只具有临时应急性质，不可能顾及改革的整体思路。这样，不仅政策局狭，无所作为，而且这种临时应急政策很可能破坏了进一步改革的社会环境。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1999年，北京加强对外来人口管理，有两项政策：一项是城郊结合，不准出现外来人口聚居现象，不准出现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倒挂现象，即外来人口多于本地人口；另一项是为外来人口划定临时定居点，并建造不同于北京居民的临时住房。事实上，这两项政策都是歧视性政策。如果它成为一种社会规范的话，那么，对我们的改革要达到的社会公正的社会目标又制造了更为巨大的壁障！而且这项丑恶的政策，还对中国城市化、社会和谐、融洽都有设置了空前的障碍！

   第二个例子，巨额社会存款问题。静止地看，或就目前的社会形势看，它确实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风险，而且制约了下一步改革措施的出台。然而动态地看，特别是结合政治改革提出国有企业社会化、农村土地社会化，这些巨额存款：一方面给国企社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另一方面对农村土地合理流动与集中创建了最佳的条件！应该说，这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千载难逢的巨大契机！但我们只停留在呼吁与鼓励消费的这一个狭窄的思维里。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未启动政治改革！而如果这笔钞票真地冻死了，那么我看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路子就更难走了。因为，国企社会化、土地社会化等都需要资金保证！我真地忧心忡忡、真地希望不要再破坏下一步的经济环境！难道不能真诚地面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