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龙

   我们说不进行政治改革，不包含最终制度的政策，无不为未来民主目标的确立增添障碍。这种障碍还体现在旧有的社会矛盾无法消除，而新的政策又在产生着新的社会矛盾！

   由于中国的改革是执政党在经过文革的巨大决策错误后，为挽救民心而主动推行的改革，因此，改革与社会信任呈相互制约的关系。社会越信任，改革将会越顺利；同时中国的改革还是采取一种先改容易的，后改难的，把一些敏感的问题放到最后解决的策略。显然，这个“最后”实际上是时机问题。什么时机？就是社会最信任的时机！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本文一开始就指出：这个时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由于改革的成效，很大部份地挽回了民心。然而错过了。不仅错过了，还出现八九镇压事件，差不多使最初改革取得的政治目标丧失很多！那么是不是最佳时机已经错过，可以无限期地拖下去呢？绝对不是。根据一般认识，当最佳时机已失去，有两条路选择：一是重新创造最佳时机。但根据我上文及下文的分析与研究，这条路不仅不可能，而且新的障碍与矛盾是越积越多，时机也只能越来越差。二是尽早搭车赶路！92年的变革证明了这一点可行。但可惜当时未趁机启动全面政治改革！──尽管如此，“尽早搭车赶路”仍然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因为任何新的失误与新的社会矛盾都将导致执政党地位的下降。一旦下降到一个临界点，问题或许就不是一个平稳的改革了！为执政党计、为国家前途计、为民众的福祉计，尚可犹豫吗？

   我们说旧的社会矛盾，比如工人失业、在业国企工人由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与亏损生活不能改善、国有资产流失、官吏贪污腐败、滥用权力、农村之乱及其侵农、害农现象严重、经济停滞导致农民收入下降、社会犯罪日趋严重、社会道德沦丧等等，这些旧的矛盾在旧有制度下根本无法解决，却在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新的政策又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比如1999年加强城市管理。这种管理由于仍然是旧制度下单方面管制，致使大量侵害社会的行为以政策方式发生。全国各地数10万至数百万打工者被强制收容（实际即是坐监）遣送，显然制造了社会的不满！──如果矛盾再积累下去，我看统治者会有“风吹草动夜惊魂”的感觉，真到了这一步，一切也都无庸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