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龙

   中共的前领导人已经看到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国内改革的一个外部重要特征。然而，不进行国内政治改革，这种国际环境是无法得到保证的。这主要是由于旧的政治体制是建立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体制，作为一种“路径依赖”，它必然作用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上，不可避免以异于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眼光看待世界、作出相应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优先而不是国家利益优先，将时时刻刻寻找着主宰中国外交的场合与时机。中国政府1999年上半年的南斯拉夫政策就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由于国际上随着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倾刻间土崩瓦解，残存的社会主义火种零星散布在几个小角落里，以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立即感觉到保住这几粒火种的重要性，全然忘记卷入南斯拉夫争端只可能弊大于利、只可能破坏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国际和平合作的环境。由于中国政府完全置南联盟屠杀在先的事实于不顾，虽然暂时在局部利益上与德国等西方某些国家达成谅解，但也让西方社会意识到中国是冷战后不同于他们意识形态的最有力量的国家！作为西方一种观念：共产主义暴力曾经震撼、也震惊了整个世界，那么中国在南的表现能不唤醒他们恐怖的记忆吗？

   本来苏联解体后，中国就可能成为意识形态之战代替苏联的矛盾焦点。但由于苏联强大的核武库与苏俄霸权的历史以及中国弱小与受欺凌的史实，如果中国恰当利用这一形势，可以不成为矛盾的焦点，甚至可以获得国际间战略合作，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但在旧的体制下，这种环境即使能获得也必然不会长久。

   我曾分析过中国的统一问题，有着有利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直接关系到台湾独立与否的问题。如果我们再具体分析中国整体社会目标，同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友好，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但这些都是在全面政治改革前很难做到的！

   结语

   目前，我们正面临界着两个机遇：一是世纪之交带来的机遇，二是知识经济正在勃兴。这后一个原因更为关键。因它更是前几次经济革命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香港与日本在前一次经济革命浪潮中以2、30年的时间乘上了历史的快车。我们完全可以搭上这趟更快建设的历史快车！

   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型期。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与旧制度捆绑在一起。成为其牺牲品、还是锐意革新、抓住社会变革的最后机遇为新制度垂范千古，完全取决于领导人自身是否具有历史责任感以及对国家对民族对民众是否有责任心！事实上，确保旧制度与建立新制度两相比较，要想确保旧制度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况且，新领导人并没有与旧制度同生共死的命运，又何必去作殉葬品！

   历史给决策者狠下决心的时间肯定不多了。而成与败只是在某几步！我们期待时代的强音能重重而及早敲响。这将是执政党的最后机会，也是全体国人的命运！(19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