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龙

   在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由于农村经济改革成果从根本上启动了中国国内市场，进而刺激中国经济的飞速跃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信誉也达到此前20年里最高点。这个时期推行社会政治改革包括多党政治、权力分立与制衡、新闻自由等应该是最恰当不过。台湾国民党恰也是这一时期实行了彻底的政治变革。而且当时正是区域经济处于上升时期，并有着强劲势头。台湾执政党通过改革，应该说，实现了区域发展的目标，也实现了国民党维护自身执政地位的目标。两相比较，1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共产党理应从中吸取教训。

   80年代后期，事实上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也多有警觉。但是他们推行以稳定寻求执政地位的“消极”战略，而不是采取顺应朝流推进改革、确保执政地位的“积极”战略。他们只看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而不顾及政治变革中的永恒利益，致使为避风险而放弃任何作为（目前，这种行为再一次重演，叫做“稳定压倒一切”）。

   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间的矛盾却并不会因此而消弥。矛盾的聚集最终引爆了89年学运！89年学运的最后被镇压，实际上使执政党10年改革的成果受到沈重打击！受到重创的还有：刚刚唤醒的民族信心与对未来的信心。这种民族信心与对未来的信心虽然在92年市场经济口号下重新闪现过，但更多的时候是冷漠与疑虑。可能有些政治家为90年代初价格改革的社会平静而使其顺利展开而沾沾自喜。事实上，它表明的却是“你政府有什么政策推行好了，与我们百姓无关”的一种社会冷眼旁观的心理！没有社会支持与参与的变革终究是要失败的，比如，财政改革、房产改革等等。最典型的冷眼旁观的例子是：赚钱存银行。

   我们说第一次缓行（后来也一直未推行）政治改革，从两个方面丧失了改革成果。如果我们还记得改革之初的社会目标可能更深刻地理解上述两种丧失是根本性的丧失。中共的邓小平先生一再申言过，我们不去说它。而社会目标方面即是唤起民众积极性！

   就目前而言，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确实已经不存在，但也不是毫无机会：第一，92年到95年短暂的全民热情依然显得十分高亢。这表明中国民众还对社会寄予着希望。只是这种希望深深埋在心里。除非像经济体制这种过去绝不能触动的关键点，才可以成为开启民众希望的钥匙。第二，89年事件是中共前一任领导层所为。当时直接事件责任人毕竟已不成为主导。对中共新领导人有着不同的看法也是可能的。突出表现在97年朱镕基当选获得社会普遍欢迎并振奋了社会。98年以推进改革为已任的中国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而克、江会谈则受到社会普遍关注。

   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机进一步丧失，属于执政党的时间并不是无限期的。90年代以来与80年代末同样的社会现象已经出现，即在民间支持与呼吁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执政党有采取打压这种支持与呼吁的苗头。这使我想起80年代第一次这种支持与呼吁活动出现时的情况与遭遇。但事实表明，顺应民意是执政党的最佳选择！主动变革犹如国民党的台湾政策，是实现执政党执政目标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