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龙

   回顾中国经济，20世纪8、90年代的发展轨迹是令人忧虑的。尽管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拓荒后的原始收获，并不能表明中国经济已取得了在稳定制度上的制度性成就。10多年来，“软着陆”、“紧缩银根”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软着陆”？经济高速发展难道不好？小百姓们常有这般疑虑。但中国经济却一直在越来越频繁地“紧缩银根”、寻求“软着陆”。而导致“紧缩银根”、“软着陆”则根本上是由于经济泡沫过大、通胀居高不下，国内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危机”。

   在80年代，解决一次通胀，伴随制度的变革，经济很快复苏，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但到了90年代，唯一的一次经济发展高潮“软着陆”后，经济不仅没有复苏的迹象，而出现“新的经济危机”：一方面产品严重积压，另一方面物价出现负增长，而在社会中，存款激剧增长，威胁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

   我们知道，任何“经济危机”本质上讲都是制度的危机，是经济制度内部矛盾以及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不相适应的危机。纵观世界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经济起步后，不对其经济与政治的制度进行反思与修正。在以自由经济为主要制度特征的美国，20世纪30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加强了经济的计划性与相应的政治制度变革，也是在危机产生，然后在寻找根本的解决途径的过程中，美国的各项制度才得以完善。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弃之不顾！

   而发生在中国的危机，与西方经济危机相比，一方面由于经济规模不大，其灾难性也小得多。但灾难小并不能成为我们盲目不顾的理由。而且，此时就进行制度变革成本要小得多。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危机频率要高得多。特别是不正常的“新的经济危机”过早出现，表明了如下两个事实：（一）来自制度内部的矛盾是深重的；（二）经济的社会环境是不正常的。第1点是可以从我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内部及相互关系中找到症结。比如传统的短缺型消费式经济在旧有的国家所有制下，生产即消费的思想根深蒂固。而新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制度又迟迟不能确立。即时改善生活而不是寻求更多财富便成了人们理所当然的行为。早期商品不丰富，而消费欲望强烈，通胀于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同样近期赚钱只为了消费，而不是积累资本，在一直无法落实的私人产权的制度下，存钱，便是其必然的选择！第2点是，经济的社会环境的不正常，主要是指社会环境的巨大创伤：89事件严重挫伤了社会热情，并对改革产生冷漠与疑虑！

   改革20年来的经济发展轨迹，我们不可能把它视作是良性的。良性的经济发展轨迹必须是爆发时间间隔有一定长度、并随着制度变革，逐渐拉长。但这些在目前的中国经济轨迹上还看不到。特别是目前“软着陆”的经济却又泥足深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