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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几为海内外的共识，只是内涵不一样。对大陆来说，是西安事变促使中国形成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面抗战作好了准备；对方台湾及海外的一些人来说，是西安事变解除了中共的危机，使中共死里逃生并趁因事变而提前爆发的对日全面抗战而发展壮大，直至席卷大陆，是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关键。这二种说法南辕北辙，但都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捩点。

   　　但事实果如是否？答案却是否定的。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它只不过是已定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富有戏剧效果却完全影响不到大局。海内外的史家出于各不相同的目的，对它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都过份看重了它。笔者不是历史决定论者，相信有的人对历史进程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如蒋介石、毛泽东，他们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日中国的面貌，但张学良显然不是，既然没有他，今日中国恐怕还是这样子。

   　　要论西安事变的意义，有二个关键问题：其一，西安事变是否改变了蒋对红军的决策，从而使红军逃脱了覆灭的命运；其二，西安事变是否促使了中国对日全面抗战的提前爆发，从而给红军的趁乱扩张提供了机会。如对上述两个问题之一的回答是肯定的话，张学良当然会有他的历史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如两者都是否定的话，那张及西安事变对历史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即西安事变改变了蒋对红军的政策吗？答案是否定的。

   　　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及五月，中共连发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约在是年秋，周恩来及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与张冲会于上海，旋去南京，晤陈立夫。陈立夫要求中共遵奉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取消红军，改为国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十二月初，已获相当谅解，谈判告一段落。周取道西安回陕北。”可见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国共达成协议也完全在望。而在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共给予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为“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土地政策，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其实不过是陈立夫要求和翻版，可见西安事变也并没有大幅改变国共协议的内涵。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是国共自身政治用作的自然结果，而与西安事变无任何必然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即西安事变促使了中国对日抗战的提前全面爆发吗？这个问题和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

   　　老蒋对全面抗战其实早有统筹决策，他并不是一个只被局势牵着鼻子走的人。他在9.18后之所以默认张学良的不抵抗，下野复出后也只对日本采取一连交涉、一边抵抗的政策，并不是因为他生来惧日，而是他鉴于国家实力与国际局势，不轻易作玉碎的慎重之举。当时老毛子放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际社会只作口头同情外别无实际表示，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孤身抗敌难有胜利的希望，更何况内部不一，军阀割据一方，对中央有时公然反抗；红军则公然建国，有时还抄掠抗战军队的后方。所以如果当时即与日本决战，除了义和团式的自取其辱外，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对于像蒋这样一个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待的人来说，不可能选择这样策略；更何况当必败的命运到来时，他本人将蒙受更大的耻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与敌作最后决战，他在1934年的一次对军官演说中明白表示，中国将来不仅要收回东北，而且连朝鲜、台湾也要收回。他在1932年至1937年的抗战准备阶段，他事实上采取的是“安内先于攘外”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对外来侵略不抵抗，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三次大的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不是有他的嫡系精锐参战就是有他亲自指导，这些事实完全可以戳穿他对外不抵抗的谎言。

   　　至于他的安内策略，则主要是借“剿共”来稳住对日关系，并借“剿共”来收伏各路军阀，为全面抗战争取大后方。他在1933年8月17日日记云：“大 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 ，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 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二只日记充分体现了他的安内思路。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他的安内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载：

   　　“......1931年2月，（蒋）所拟订的对日作战全盘计划，特别重视大后方的经营。鄂、豫、皖剿事结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队胡宗南师移驻甘肃，赶筑公路，准备于开战时将中央政府迁往西北。第五次围剿胜利完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饬行政，推进建设，旋去成都，设行营于重庆，督导西南军政，中央的权力遂及于西南三省。此为近二十年来未有之事，改定四川为将来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四月，复莅成都、昆明、贵阳，设中央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认为四川为天然的根据地。

   　　.......

   　　两广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对蒋的成见终未冰释，日人从而拨弄。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汉民病故，广州情况突生变化，陈济棠等以抗日为名，出兵湖南。蒋一面晓以图存救亡，必须以整个国力，一致步骤，切不可轻启内争，一面迅调大军入湘警备，先据衡州，粤桂军后撤。蒋再声明贯彻和平统一政策，愿开诚商洽。陈济棠此举极不得人心，广东国民党元老反对，高级将领余汉谋、李汉魂拥护中央，七月，陈被迫出走。

   　　粤局既定，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寻又予调职，李、白抗命不受。蒋亲来广州，陈师广西边境，派陈诚向李、白说明抗日决心与计划，允其仍留广西。九月，和平了结，充分表现了相忍为国的精神。

   　　东三省、热河沦陷后，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为半自主状态，七省境内的一部分为红军所据。③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至是除河北、察哈尔的一部分为日本控制，新疆为苏俄控制，陕北及陇东的一小部分属于中共外，其余大致悉奉中央命令。”

   　　可见，没有蒋的卓有成效的安内工作，就不可能整合全国的力量，也就不可能坚持住对外长期抗战。

   　　按照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当内部粗安后，去除外侮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但当时中国还是弱国，还需要时间厚植国力，而对国际局势还有一个观察的阶段，所以当时中国还不能主动求战，但正因为中国国内粗安，蒋希望外人明白，过去的暂可以不问，但新来的欺侮中国将不再容忍。1936年11月爆发的绥远抗战就体现了蒋的这一思路。11月上旬。伪蒙军队仗着日人撑腰，向山西傅作义部出击，在蒋介石的多次督促之下，傅作义果断出击，取得百灵庙大捷。蒋还要傅扩大战果，这时日军警告，阎锡山犹豫不决，而蒋还是要阎继续战斗，同时叫京师部队作好准备，以应付突然事变。后来由于在陕的东北军传出不稳，蒋去西安视察，这时西安事变爆发了，绥远抗战也就此收场。从这场抗战可以看出，蒋已决心从此不再对日人作出新的让步了。（见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

   　　自清末以来，中日冲突已形成了一套固定模式。那就是首先总是日人制造事端，最后不管其有理无理，最终均要以日人得利益告终。一旦在交涉过程中中国表现出某种强硬，日人便会以武力来迫使中国就范，而中国最后也不得不屈服。现在蒋要改变这种模式，而日方如能接受这种改变的话，两国暂时自可相安无事，但这需日本方面有明辨事理，有长远眼光，又能撑提住局面的人主政才行。无奈当时日本已经军国主义化，任何温和一点决定均会被视为软弱，有人还会因此有性命之忧。日本至当时已经有好几个政治家被狂热的军人肉体消灭。当时能撑得住局面的实际上只有一人，那就是天皇裕仁。然而裕仁实际上是一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他对不断发生的“下克上”行为表面上惩处一下，实质却使主事者得到好处，因而使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潮越来越狂热。所以实际上只要蒋改变对日交往模式，中日的全面冲突就已经不可避免。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的局势就是日本还是要按以往模式捞处好处，而中国坚持不让引爆的。蒋见日本始终不肯改变对华的行为模式，就干脆主动发起“淞沪会战”，让日本对中国由蚕食变鲸吞，全面对日抗战终于爆发。

   　　所以，有无西安事变，对抗战的全面爆发几无影响，而且也未必使战事提前。

   　　西安事变对历史的影响可算有了一个答案，可另外的问题又产生了。那就是，老蒋难道不知道红军最终会成为心腹大患，如他知道，他为什么不在红军山穷水尽之时一举扫净？

   　　的确，这是一个问题。稍有点政治知识的人大概都知道，政治谈判是要靠实力的。没有实力，对手完全可以对你予取予求，有什么可谈的？那为什么当红军以区区数万疲惫之卒，处贫瘠之地，又孤立无援（红军打通国际交通线作战惨败）之时，蒋却要与红军谈判解决呢？

   　　这就牵涉到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了。红军与国内的军阀部队不一样，它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日、苏（俄）是近代中国的两大恶邻，对中国竞相吞食，而两国又互相视对方为心腹大患，几度因争夺在中国的权益而大打出手。日俄期间双方主要表现为利益争夺关系，双方在中国东北的决战以日方的胜利而收场，这一结果客观上保持了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而日苏期间，尽管双方还是互视对方为心腹之患，且在国家利益之上又加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但在对华关系上却表现为尽量避免冲突，各取所需。这样日本对苏联袭据中国外蒙视若无闻，苏联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尽量忍让。尽管双方对中国来说可恶的侵略者，但对中国国民来说，感受却并不一致。这是因为苏联侵扰的是中国的边地，而日本侵据的却是中国腹心之在；苏联并没有以中国的保护国自据，而日本的军事、经济、外交无所不干涉；苏联在中国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双方冲突不多，而日本浪人在中国到处走私、贩毒。故一般中国人对日的恶感远超过对苏。对中国政府来说，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就意识形态而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容，如容忍共产主义自由传播，则势必会影响到政府的稳固，所以必须倾力剿共，而从民族解放的目标出发，国民政府首先要对付的敌人却是日本。而要对付日本，却必须结好苏联。要结好苏联，则又不能对共产党赶尽杀绝。正是处于这种考虑,蒋在对共大幅削弱之后最后还是选择了政治解决,这其中当然也有需中共的转变、配合。事实上，正上蒋采取的这种结好苏联，容忍中共，对付日本的政策，使得中国在全面抗战初期得到了苏联巨大且十分宝贵的援助，这对支撑中国的初期抗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援助在美国等国还在与日本大做军火生意的情形下更显得珍贵。所以，从民族抗战的角度来看，蒋的决定其实是正确的、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