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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策动“两广事变”倒蒋时，曾邀请救国会派人参加，指名要章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但救国会从大局出发，予以婉拒。作为会务的实际负责人，章乃器确实与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人物有联系，可能有多个渠道获知政局将有大变动。但若如吴大琨所述，则此信息应首先来自西安，甚至是来自杨虎城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王炳南等人。
此事恰可与张学良的回忆相印证：他晚年称杨为“西安事变”的“主角”，主要是指杨受王炳南等共产党人影响至深。张自洛阳归返西安之后，曾与杨虎城大发牢骚，杨他对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小家伙们” 即指王炳南等人，从吴大琨的记述推断，采用非常手段的方案，当在10月间王炳南派张语还见章乃器之前即已形成。杨虎城既有此腹案，待到张学良在救国会领袖被捕问题上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便趁机向张提出。“七君子案”和张学良的冲动型性格，是促成“兵谏”的催化剂。
“七君子案”和“西安事变”联袂发生，国民党高层（如CC派）从形迹上认为有联系，才会在“七君子案”《起诉书》中列出“勾结军人”等控罪，终因未能抓到具体证据，在质证中败北。如果当时密电本或密码本被搜到，则可能是另一番情形了。为保护对方和自保，当时“七君子”和张学良都回避相互间的关系，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密电往来之事，在救国会其他领导人的回忆录也没有涉及，可能是因为不知情。张学良晚年出于各种考虑，一直避谈“西安事变”的详细内幕，最终带走了很多的秘密，实令人遗憾。
毛泽东曾在对柳湜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救国会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的作用。
正是这一武一文两种力量的影响，引发了“西安事变”，促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大局。随着主要当事人的相继辞世，除非有新的历史证据出现，章乃器与西安之间密电往还的内容如何，“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之间有无更深的内幕关系，可能永远成为历史悬案。特将相关的线索列出，希望研究者们见仁见智，从史料中引发新的探索。
(“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的历史疑云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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