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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
在历史事件中，有时，常常是由细节穿透了很多轰轰烈烈的表象，而凸露了真理。
六十多年前发生的“西安事变”，之中所有的主要当事人，包括寿高百年的事件主角张学良将军，均已离世，其过程的梗概，也已大致清楚。但是，对这一事件，及其过程中各重要情节的深层次动因，是否也已全弄清了呢？
近日，新读到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之中，对某些细节的真相，深为震憾。由此，加深了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画页的理解，也加强了对“历史”之丰富的认识。
（一）张学良曾要求参加中共
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确，是一个行事常有独到处的热血东北汉子。
他除了在生活上曾是极为随心所欲任意放纵——在年少时，吃喝嫖赌毒，无所不为，也无所顾忌，而且，也从不遮遮掩掩伪充君子；但为戒毒，他却又能以常人难有的意志，度过地狱般的治疗期。
在处理军务政务时，也更常是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不理旁人如何评说——逆父意始终赞颂郭松龄，为固帅权断然诛杀杨宇庭，求统一毅然将东北易帜，还有“西安事变”的贸然发动与果断结束，无不体现了他敢作敢为、勇担责任的做事风格。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半年，即１９３６年６月，仅万余人马的中央红军，还尚未完全摆脱长征险境，而在陕北刚刚立足之际，统率有二十多万东北军的张学良，便在与中共方面接触数次，并读了一点唯物辩证法之类的书后，竟然以堂堂原国民政府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与东北军统帅之身份，向尚处危难境地之中的中共，提出了申请加入中共的要求。
此事，再一次体现了张少帅独往独来的性格。
对于张学良主动要求加入中共的举动，中共领导高层自然非常高兴。
１９３６年６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接到了派驻东北军的中共代表刘鼎的密电，报告说张学良已提出申请，要加入中共，请中央定夺。
仅隔一天，即７月２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便在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通知”说，“拟允许其（张学良）入党”，因为，这对于中共来说，是“有益无损的”。
可见，在收到刘鼎的报告后，中共中央便立即讨论并决定了允许张学良加入中共。
但是，在此电发出后一个半月的８月１５日，共产国际却在一封给中共中央的来电中，批评了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做法。
这一来，张学良加入中共一事，究竟是否成为了事实，或已为共产国际所阻止而未兑现？便成了个历史谜团。
六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的各方参与者，已谈了很多事变的经过。可是，对张学良是否加入中共一碌拿孛埽创永次奕寺奂啊?
当时与张学良事有关的中共领袖们张闻天毛泽东周恩來，以及叶剑英，还有刘鼎等，生前都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张学良入党的公开说法，现在他们均已去世，张学良本人也不在了，而中共与国民党两方面，至今也均未完全公布“西安事变”及其前后的官方档案材料，因而，张学良是否加入中共一事，确成了一件悬案。
张学良最终是否成为了中共党员的历史事实，目前，虽暂无法弄清楚，但，从现在已知的某些侧面，却还是能看出这件事真相之若干蛛丝。
首先，可从有关时间上推断一、二。
刘鼎向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要求入党的电报，是６月３０日到达陕北中央的。
张闻天向共产国际报告，通知“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的电报，则是７月２日。
两封电报的间隔时间，只有一天。
看来，在这间隔的７月１日中，中共中央无疑已讨论决定了张入党的事。
而到共产国际回电，批评允许张学良加入中共之时的８月１５日，离中共中央作了决定之日，则已过去一个半月。
在这一个半月中，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商量了许多大事。因此，对于张要求入党之事，中共显然是不可能回避的。婉拒，还是批准？都得须给张一个答复。
当时的境况，是既不可能拖到一个半月后，再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才去答复张学良的。
也不可能在作决定让张学良入了党之后，又劝其退党。
因为，做出这两个“不可能”之一，都有可能让张学良丢失对中共行事的信任。
同时，也不符合当时尚弱小的中共，极力图谋扩大力量的迫切愿望之现实。实际上，毛泽东在７月１日那天，给在西征前线的彭德怀的电报中，便告知了：在东北军上层长官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
这个东北军“上层”，是指张学良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因为，另一名东北军主要上层人士王以哲的入党，还在张学良申请之后的二个月之时，并非在７月初。
因此，可能有的一种历史情况是：让张学良做了一名中共“特别党员”。
这种只与中共高层联系，而不公开中共党员身份，以利于在国统区与国民党军中继续潜伏工作的“特别党员”，其实，在中共为数不少。甚至，连鼎鼎大名的郭沫若，他那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就从大革命失败后，一直隐蔽到他辞世前不久。虽然，在１９５８年时，他曾以民主人士身份，公开举行过一次积极申请加入中共的活动。
还有一位历史大名人杨度，那位极力鼓窜袁世凯做皇帝，以实现其君主立宪理想的“筹安会”首脑，后来，竟也戏剧性地成了中共党员——当然，是不公开身份的中共特别党员。
杨度大约是在１９２９年秋，中共地下首脑机关还在上海时，加入中共的。而直接领导杨的，则是兼着中共中央特科主任的周恩來及其助手潘汉年。当时中共的处境还是比较危险，力量也很弱，象杨度这种名人及通硕大儒能加入中共，对中共在国统区联系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社会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搜集特别情报，是有着不小的影响与作用的。杨度加入中共后不久，于１９３１年病逝，当时，周恩來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但杨度的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只到八十年代时，才由文化界名人夏衍在临终前披露（夏衍曾接手潘汉年与杨度保持秘密联系），并说了是周恩來在生前曾交待过他的：杨度是中共党员以及杨为党做过一些工作的情况，适时要公布于众。
这样，今天的人们，才知道曾鼓吹君主立宪的杨度，居然还有过改为信奉共产主义的传奇经历。
至于国民党军队那些高级将领中，平日根本不与中共组织接触、而只在关键时机显身手的中共特别党员，那就更是大有人在了。如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国军战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以及１００师师长廖运周等，原本就是中共党员。他们其实不是什么起义不起义，而是属归队性质。
其实，当时，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张学良的亲信部属、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张学良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后，他也秘密参加了中共，成为了中共的特别党员。对于王以哲的这个身份，甚至连当时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们都不知道。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当有关部门认定王以哲的中共党员身份时，那些已成为中共高级干部的原东北军人士，都纷纷表示不相信。幸亏，当年代表中共派驻东北军高层，并直接秘密领导王以哲的叶剑英健在，出面讲话证实此事，中共的党员烈士名单中，才有了王以哲的地位。
另外，张学良可能确加入中共的事情，还可从张学良自７月３日后，即中共中央７月１日讨论并决定了张要求入党之事后二天，至“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电报信件往来中，看出些眉目。
在这些电文与信件中，双方不是互称“同志”，即称“兄”了。亲密热情之情，跃然信件电文中。
７月３日，也即中共中央发电报向共产国际通知拟允许张加入中共的当天，刘鼎奉周恩來电令召，从西安动身前往中共中央驻地陕北安塞汇报时，张学良便写了一封给周恩來的信（当时张学良与中共的领导人中，只与周恩來会过面），交刘鼎送周。
张学良信的全文如下：
恩來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双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
并乞代问侯诸同志为盼
弟 张学良 启
尔后用 李毅
以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联系，便称用“李毅同志”了。
照理，此事中的刘鼎（解放后曾任国家重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是完全知道张学良加入中共一事的。但直至他于１９８６年去世，他也没有公开向人说过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张学良还在台湾被软禁着，老蒋虽已死，小蒋却仍持父命，没有给张以自由。若说出张学良有参加中共一事的细节，那显然只会害了张的。因此，只要张学良没有获得彻底自由，只要张学良还身在台湾，这件事的确是仍不能透一点风的。
现在，不仅曾参与知道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一事的中共要人们，都不在世了，连张学良本人也于一年多前离开了这个世界。因此，张学良究竟最后是不是确参加了中共？这件悬案，便永远不能由活人来解答，而只能在今后的某时，靠中共与国民党两方公开原有的机密档案，靠张学良生前是否还遗留下什么尚未公布的资料，来予以破解了。
不过，如果，张学良真是在当时加入了共产党，那么，对“西安事变”中的某些动因，恐怕就得加用这把新钥匙（张学良在事变前就已是共产党方面的人），来解说某些事，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了。
（二）宋庆龄的某种神秘身份
孙夫人宋庆龄的身份，难道还有什么可疑之处？难道还能是假孙夫人不成？！
当然不是！宋庆龄为世人所知的一切身份，都是无可怀疑，也无可指责之处。
这里要说的，是她尚为人鲜知的一种身份：宋庆龄在１９３０年代左右，在路过苏联时，便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她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而且，在共产国际与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也曾有她的轨迹。
宋庆龄逝世后，曾在上海从事过中共地下工作的廖承志，在生前的一篇纪念回忆文章中，曾透露过她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找他的事：
１９３３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家后，记得是５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当时，只剩下我两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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