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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面色凝重，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我今天不能待久。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她说，随后又补充：“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声来——当时廖承志无疑异常吃惊。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我回答：“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后，她……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条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走出了公馆大门。
１９２８年５月初，宋庆龄从莫斯科移居德国柏林时，斯大林曾会见过她。尔后，１９２９年夏她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其间８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曾向法国巡捕房控告她家装有秘密电台，宋庆龄也没有否认。
１９３１年夏，宋庆龄因母丧再次从欧洲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此会谈内容，一直没有公布过。
宋庆龄回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著名的特工佐尔格相配合，营救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夫妇。
１９３６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中。而宋庆龄也就是通过这部电台，保持了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为共产国际向中共传递必要的信息。
“西安事变”前后那段时间里，中共对待事变的态度之所以发生１８０度的转变，就与宋庆龄传递的电文有关。
在“西安事变”刚发生时，中共高层无不欢欣，拍手称快，一派坚决“杀蒋”“审蒋”的呼声。
然而，没过几天，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却改为“与张、杨商量，如蒋能答应联共抗日等项条件，并有相当保证后，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是何故？
与宋庆龄的神秘身份有关。
当时，宋庆龄在上海。“西安事变’发生当天（１２月１２日），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同时又是宋庆龄的姐夫的孔祥熙，在当晚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
反蒋褒张立场，坚决而鲜明。
然而，第二天（１３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又来了个令人不可思议的１８０度大转弯。
１３日，宋庆龄突然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总干事胡子婴找到家中，并将“西安事变”之事告知了他。胡子婴听后，以为宋庆龄对此事必然会高兴万分，谁知，她却深为焦急地问胡，是否可以陪她去一趟西安。
胡好奇地问：去做什么？
宋庆龄竟回答：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然后，宋庆龄就向胡子婴解释为何不能杀蒋等道理。
胡子婴认为她说得对，便回家准备，拟陪宋庆龄去西安。
可是，当晚八点，宋庆龄却又打电话通知胡：不去了。
宋庆龄在１２日与１３日两天的表现，为何如此反常？
其实，是因共产国际与斯大林，来了电报，而且，这电报是坚决谴责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的。
无疑，宋庆龄在１２日从孔祥熙处得知“西安事变”后，当天即会向莫斯科报告。而且，看来，最迟１３日晚八点之前，她便收到了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向中共的指示电。因而，她便在转发电报的同时，了解到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立场，也只能遵照莫斯科的指令精神办事了。
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高层，当然收到了宋庆龄从上海转发来的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指示电。
斯大林在这封电报中，对共产国际下属一个支部的中共，态度是很专横霸道的。
据斯诺在一本书中透露，斯大林在电文中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就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当时尚在陕北保安的中共高层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到，斯大林这封电报，使中共领导都觉得简直是“天翻地覆”了，毛泽东还急得“踱来踱去”。
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当时，只能服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
于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立场，便发生了悄悄的转变。
因此，宋庆龄确实以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过一次并不令她高兴的作用。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当时并没有任何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的宋庆龄，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名次仅次于毛泽东），到苏联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坐在了毛的身旁。
对此，当时的人们都以为，宋庆龄能够参加这种会议，是凭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与中苏友协会长的身份，而很少会有人知道，她实际是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地位而与会的。
１９８１年宋庆龄逝世时，中共中央宣布接纳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然，这只是一次向世人正式公开她的共产党员身份的仪式。
（三）张学良为何坚决执意要送蒋介石去南京？
“西安事变”由军事政变式的兵谏开始，经过十四天的跌宕起伏，最后，却以张学良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的出人意外的悲剧而结束。之中，最让后人摇头叹息，也最让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事情，便是张学良为何要做出这明显会于他不利的“送蒋”不智之举？
照理，事变以放蒋为终点，也属张杨举事已准备了的结果之一。
因为，“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只要蒋介石能答应这些目的，“就让蒋介石活着进来，也要让他活着回去”（杨虎臣语），仍拥戴蒋为领袖，都早已是张杨作了思想准备的。只是，中共、杨虎臣与蒋介石宋美龄这三方，谁也没想到，张学良在最后时刻，却硬要坚持演出这“送蒋”一幕。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使共产党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
但，“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曾威风凛凛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从此步入了地狱人生。
不过，仔细分折，毛泽东对“西安事变”于中共的意义之评价，当然确是极属中肯。但，最终让张学良倒霉以后大半辈子的原因，则不完全是其发动了“西安事变”，而应该是他在事变末端的“送蒋”。
因为，有过反蒋行动者，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并非一二。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军陈济堂、张发奎，湘军唐生智，还有曾“蒋、冯、阎大战”中的冯玉祥、阎锡山等。这些人几乎终生都对蒋不满，更发动过反蒋之战，但是，蒋介石在很长时期内，还得与他们共事，用心敷衍，最后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李宗仁这些人自始自终都不放弃手中的兵权实力。往往在反蒋事败之后，通电下野也好，归顺中央也罢，那手中的派系军队，却仍设法牢牢予以控制，不容蒋氏染指。
张学良的人生失误，大概就是败在了他一时冲动，没有象李宗仁等那样，坚持旧中国军阀们的生存法则：手中有兵，才有地位。
由于张学良对东北军的长期掌控，使他在东北军的领袖权威，无他人能替代。故当张学良自投罗网被蒋介石囚禁后，东北军因种种原故，便内部生变，而无人能统一收拾分裂局面，结果，二十多万东北军，很短时间内被蒋氏分而解决，飞灰烟灭。至使张学良没有再能让蒋氏生畏耽心的本钱了，因而，这命运便生生被捏在了蒋介石的手中。
其实，张学良在刚被囚禁时，也深知只有东北军的存在，才会有他的自由前途，故，当他听知东北军内讧，激进的少壮派枪杀了稳重的王以哲将军之时，便连忙让人告知东北军诸将领：唯东北军团结，才有他张学良归来之时！
可是，虎已入牢笼，其任何观念、指示、影响，均已鞭长莫及！张学良这只老虎，若仍在西安，其威其猛，便不能不让蒋氏有几分畏怯。可是，既落平阳，还有什么可说？最后，竟弄到跌入连区区一个看守他的小特务刘乙光，都可以在囚禁地，常常与其老婆一道，凌辱欺负得昔日的少帅与赵四夫人，只能在暗中痛哭泪流的惨境了。
张学良并非一介书生，他很早便随父征战，也带兵多年。在其父死后，为了不致让“摄政王”模样的杨宇庭夺去东北集团帅权，他权衡利害后，毫不犹疑，即行速速诛杀之最烈手段，除去后患，而拒绝了稍为和缓的削权撤职等方式。可见，张学良对送蒋氏回南京之前，不会只有书生之见。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张学良一时冲动，做出件显然丧失理智的蠢事呢？
首先，张学良是一个性情中人、热血汉子，这是所谓内因吧。毕竟，已为很多事实证明的哲理“性格决定命运”，并非无稽之谈。对待同一件事，不同性格的人，处理的方式，确会有差异。
但是，触发这性格起作用的所谓外因，则是导致某件事滑入某种结果的具体关键。
这些促使张学良冲动失智的外因是什么呢？
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国内国外因素的某些反应。
在谋划扣蒋的事变计划时，张学良想：蒋介石不抗日，老是还打内战，我们现在扣住他，逼迫他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件事，应该是很得国内外人心的吧。特别是那些学生娃娃，不是天天在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
不料，“西安事变”爆发后，远不是张学良事前所想象的局面，而是：
（１）全国舆论，除中共红军控制区外，基本都是指责张杨与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电报，如雪片般飞来。
当然，这是由于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背叛张学良所致。黄于事变当日（１２日）接到张学良电令后，不仅没有遵电令调动军队对付中央军，反而向中央军巩洛警备司令告了密。结果，南京方面在张杨致中央政府的通电尚未到达时，那儿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因而，当日，南京政府一方面，向西安方向调动了拟进攻的军队，另一方面，便迅速控制了宣传舆论，不让西安方面的任何消息进入南京，或不能在南京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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