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起因是抗日吗？

看来要过惯雄据一方生活的豪杰，转变成安位司职的部属，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震荡期”，恰好张在这样痛苦的“震荡期”中，曾在张手下做一个小小副官的盛世才，只身去新疆发展，由于联苏得法，苏曾二度出兵帮助盛打败所有的政敌，一跃而成“新疆王”。正如毛泽东所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盛世才单枪匹马，都能成为新疆王，我十几万军队的统帅，倘能得到苏联同样支持，前途多么远大。“震荡期”中的张似乎憧憬到昔日的光辉，联苏将是重返雄据一方的天梯，飞回美好昔日的魔毯。此时张学良不仅联苏的热心程度令人侧目，请看中共留下的这段记录：“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张学良派车将（中共）赴苏求援的代表邓发接至洛川，又恐从洛川乘汽车赴西安费时日，而派飞机将邓接至西安（此时阎锡山尚无飞机），随即双方纵谈良久，彼此称快，（张不顾疲劳），当天亲自驾机至兰州，为邓发办好护照后，才接邓去兰州（还恐欠周详），又亲自打电话并写信给盛世才。”（张连父辈老将冯玉祥等一级上将，在列名序列中位于他之前，都“伤痛其心，而忿怒不已”，今却如此礼待按中共彭德怀自己估计仅能与中央军二个团作战的微小力量中的一名中、下级干部邓发。）其恭诚丝毫也不逊于古代迷信帝王对待手托仙丹的方士。

其心态尤令人惊心！请看中共的这段记录：“张在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发现国民党上层联苏呼声高，甚至蒋也明确向张表示决心联俄，这使张心急如焚，刚从南京回来，立即接见潘汉年，要潘立即通知（中共）中央决心提早发动西北联合，率先联俄……”这段文字不能不使我们联想起惊险小说和电影中的情景，闪过在藏宝洞中发现大量宝藏后，同夥间展开的那种刀光剑影的画面，极不祥的预示着某种惊心动魄的事件将会发生。

二，“西北大联合”的魅力

中国军阀的共同特徵是拥兵自重，像“剿共”这类与全国共同敌人作战的事，他们是不干的，因受益者首先是南京中央，其次是邻近的“土皇帝”，“不为他人作嫁衣裳”是大大小小军阀的口头禅。中共的策略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乘机挑拨“蒋借剿共消灭异已”，这是中共在处于劣势时，能与几乎所有地方军举行类似“洛川”、“延安”会谈及签定相应协定的原因，如高桂滋早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就与中共签定《抗日讨卖国贼协定》。假若只停留在“洛川”、“延安”会谈的表面文字阶段，并没有诱发“西安事变”的功能。像高甚至阎锡山都与中共有过类似的会谈，但他们并未因此而萌生发动某种形式西安事变的念头就是证明。因而过度相信并引用“洛川”、“延安”会谈所形成协定的表面文字，显然会被误导。应当承认张的“洛川”、“延安”会谈，除有着与其他军阀的共性外，还有其特性。这是因为张急于联苏，且曾尝试自己派人与苏联系，均毫无结果，张乘与中人接触时，采寻联苏之道，张的动机很快被毛泽东掌握，毛顺势诱导，立即专门致电李克农，要他向张暗示，“中共有办法从苏联那里帮张解决经费与装备问题，红军帮助张把蒋系势力从辽阔的西北陕、甘、青、宁、新五省清除出去，并与苏联结成联盟。”“假若南京政府胆敢进攻，苏联红军将会像在新疆二次出兵帮助盛世才击败所有对手那样击败蒋。”“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最重要的事”。这个稳固的“西北大联合”的政府首脑是张学良，军队统帅也是张学良。且已预先给张加冕“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早日见面。”中共的宣传鼓动家们一再向张解释，苏联将会真心援助“西北大联合”，经济与军事援助将会源源而至并帮助张在平凉建军工厂，使张的政府强大到正如毛所说：“那时跟我们的还多着哩！”

本来张授意他的亲信，起草了一个类似林彪儿子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那样的计划，称为《活路》，张在他的《活路》中，明确他的奋斗目标，另起炉灶，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小家庭”。现在毛与中共的宣传鼓动家们给张描绘了更动人的美景。使张更坚定的密谋建立属于他自己的美妙“小家庭”了。就这样中共很快的接张入伙了。

毛诱张入伙后，立即挟张自重，诱另一张就范。张国焘自持人多枪多，本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另立中央，并下令毛的中央改为西北局，服从他。毛诱张学良入伙后，立即借东北军做资本电张国焘：“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蒙订立互助条约。”“国际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西北成立大局面。”张国焘在西北大联合的诱惑下，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撤销自立的中央，臣服于毛。

“西北大联合”更使张身边的激进份子飘飘然然，膨胀到自以为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程度。他们从不认为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兵谏”，而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共按斯大林的指示，派中共高级干部秦邦宪劝说他们转调时，就针对性的指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从另一面证明这点。另他们早在拟订《活路》计划时，就把他们的义举选在十一月，即俄历十月，到了俄历十月，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言辞冲动，逼得张不得不下决心于十一月十二日夜宣布政策。但张比他们更现实，在俄援未落实前，张是不愿冒如此大风险的，因而苦苦规劝他们目前切勿公开与中央挑战。可见这批激进分子是多么看重俄历十月这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日子。

在张身边的中共代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一再强调，“放弃西北发动，红军与东北军的公开合作就失去一切可能性。”也从另一面证实，西安事变的起因是“ 西北大联合”，而不是“抗日”、“政见之争”。

三，二套语言系统

尽管研究“西安事变”者众且论著之多尚无出其右者。但由于西安事变策划者们，使用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即对外的语言系统与对内的语言系统。例如他们的对外宣言（抗日情切的），立即成立“抗日援绥总司令部”，并信誓旦旦的 “一兵一卒也用于抗日疆场”。对内的真实计划则是：“东北军缩至平凉一线。” 又如对外宣言（以爱国不让他人的面目出现）“不忍见国家之地致覆灭”，“完全是为民请命”。对内的真实计划则是：“肃清蒋系势力”、“西北成立大局面”并 “与苏蒙结盟”。他们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西北像外蒙古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如此叛国行为，也能套上爱国不让他人的面具。可见他们这二套语言系统奥妙到何等程度。显然在没有将这二套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的文件翻译成可相互对比参照的科学资料前，是无法弄清他们真实动机的。

如何才能将这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翻译成可相互对比参照的科学资料呢？语言学家在碰到此类难题时，运用“历史语言比较法”成功的破译远比古埃及文等。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将我们搜集到的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用这二套语言系统描述同一件事的全部文件进行对比。从而找出这二套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再用这些对应规律将他们对外宣言所透露的信息，还原成他们的本意。如中共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发动“东征”山西的战役，该战役用对内语言系统写成的目的。“实现（中共）中央扩军计划，即一九三六年八月前，至少还要扩充二万二千正规军和四千游击队”并“在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唯一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创造大规模根据地”。但中共用对外语言系统写成的对外宣言竟是：“卖国贼阎锡山勾结日帝……鉴于日帝之迈进华北之急，将遣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抵抗暴日，阎竟……拦阻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时，张学良还未熟悉中共二套语言系统的奥妙，天真的劝告中共“不得到苏联援助，靠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在中共的开导下，张很快领会这二套语言系统的奥妙而运用自如。正如中共所记录的那样“他（指张）已经开始用了‘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突破这二套语言系统的障碍后，西安事变的研究将会步上一个崭新的阶段。

四，火线入党──双十二革命

苏联为甚么会如此大力支持盛世才呢？这是张日夜思考的问题。张仅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就曾先后在南京、上海多次密会苏联外交官员，试探苏联为什么会如此大力支持盛。张为了能使苏联像支持盛那样支持他，不惜跟着盛的足迹前进。如盛要求加入共产党，张也亦然；盛表现十分激进，扣押杀害南京中央政府和国民党派往新疆的工作人员。张决定扣蒋，并交人民公审，以显示坚定的革命立场。因而张扣蒋后给中共邀功电中第一句话：“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

张要求加入中共，虽因共产国际反对使中共实际上放弃吸收张入党，请注意实际地字，即中共表面上仍接受张入党的要求。稍熟悉中共吸收党员过程的人都会知道，此时在张身边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会按他们的经验，要张接受党的考验，在最能表现对党忠诚的时刻，创造条件，争取入党，火线是最能表现出对党忠诚的地方。因而火线入党是中共颇为时髦的名词。

这样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蒋镇坐西安，亲自调集具压倒优势的兵力，准备于十二月十二日颁布全面剿共命令，而一举歼灭中共。张获悉此情后，决定挺身而击，捍卫党，表现出自己对党的忠诚，以能“火线入党”并“择苏前嫌”。从而顺利得到苏援，实现“西北大联合”的美梦。这是张为什么在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时间，以扣蒋方式发动他身边激进分子早已迫不及待的“中国十月革命”的原因。

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历时十三天半，仔细的分析对比西安事变发动者用二套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后，可明显的看出张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心理变化及变化的原因和时间。

１，“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

时间：从张决定和蒋到十二月十六日

张的目标：火线入党，“择苏前嫌”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委员长退休，让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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