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前张、共、蒋关系探密

　　中国大陆对于历史资料的保密措施，有意无意间也助长了此说的流行。过去多年，官方的宣传和研究，一直有条关于张学良的纪律。这就是，鉴于张先生还没有恢复自由，有关部门在发表涉及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文章时，要十分注意保护张学良先生，不要给他带来意外麻烦。凡是有关张学良联共内幕的材料和说法，若不同于成说，都要十分小心地避免公开。至于张学良本人，也是从来不提这些内幕。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张学良本人的众多自述中，不难发现，他最害怕讲并且刻意回避的，就是他与中共及苏联的关系。

　　然而１９８５年以后，情况逐渐有了改观。中共方面断断续续公布了与西安事变有关的数百件历史文献，包括一些过去高度保密的资料，比如张学良要求入党却遭共产国际拒绝的文件，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同意在紧急时对蒋“取最后手段”的文电等。再加上莫斯科公开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大陆许多官修党史传记中引述的数百种尚未完整公开的文件报告讲话等等，以前被张学良和共产党人刻意隐瞒的内幕，终于一点一滴地曝光。

　　却原来，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竟是异乎寻常地亲密无间。中共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不仅没有向张学良隐瞒，而且恰恰就是利用张学良的电台，作为中共中央与上海潘汉年联络的中转站！由于中共陕北电台功率太弱，中共中央与远在上海的谈判代表潘汉年，一直未能建立起直接电讯联系。潘汉年向中共汇报进展，中共中央向潘汉年下达指示，不少都是先拍发到西安，委托张学良代转。

　　就在张学良在西安发动扣蒋的前一天，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０日，毛泽东、周恩来还有一封电报致张学良，介绍潘汉年与南京谈判情况以及中共方面的谈判原则，并托他代转中央给潘汉年的指示。这封电报全文如下（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７４页）：

李宜兄：（甲）雨苍已动身，删日可抵兄处。（乙）陈立夫第三次找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且须扩充之。彼方若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丙）我们决心以战争求和平，不作无原则之让步。（丁）因上海电台尚未建立，暂时不得不由兄转，今有一电致汉年，祈赐转为荷。　　弟东、来

　　此处的“李宜”，即张学良化名。中共与张之间来往联络，一直用张的化名“李毅”或“李宜”，这可能是由张的别号“毅庵”而来。电文中的“雨苍”，即叶剑英，他是中共派驻西安张学良处的全权代表，当时因事离西安回到保安。

　　电文第一段“雨苍已动身，删日（即１５日）可抵兄处”，是对张学良１２月７日电报的答复。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见劝蒋无效，便下了扣留蒋介石的决心，并开始作行动部署。下午５时，他发了封急电到保安，邀请叶剑英火速前来西安相商大事。不过张学良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在电文中明示他的计划，只说蒋来仍督剿匪，有要事待商，望速来。中共未能了解其中玄奥，不知事情紧急，拖了几天才回。

　　第二段提到了陈立夫与潘汉年第三次谈判的情况。刚好在一个月前的１１月１０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这也是国共两党高层间的第一次接触。中共方面开出的条件，套用现在台湾和大陆较劲的话语，可以说是“一国两府”：一个国家，两个对等政府，即中共的苏维埃政府和南京的国民政府，两者共同追求统一于将来的民主共和国。在民主政府建立之前，国民党放弃反共政策，共产党放弃暴动政策，先召集由各党各派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成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国民党可在其中占主要领导地位。

　　国民政府方面，陈立夫转述蒋介石意见，集中提出军队问题：红军可以留三千人实行改编，仍归共产党领导不变；其余军队均由南京国民政府编遣，师以上干部解职出洋半年再回国量才录用。陈立夫承认这个条件有些苛刻，国民党方面并非不能让步，但最好由最高军事当局直接协商。他建议请周恩来出来与蒋介石面谈。

　　此次会谈，双方无结果而终。１１月１９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再度会晤，还是因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未取得任何进展。中共拒绝周、蒋面谈建议，表示“此时实无谈判之余地”。

　　到了１２月８日，潘汉年忽又有一电致中共中央，称陈立夫第三次找他会谈。陈告诉潘说，蒋介石已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一定要收编红军，也不再要求师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按材录用，同意红军大部可不由南京编遣，而是实行一次性改编，仍归共产党领导，但改编后的红军人数不应超过三万。至于平等地位问题，陈立夫说，如指国内团结共赴国难，可以同意，但对国际外交和舆论方面，实难承认两个平等地位之政府。

　　这时候，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实际上已经与“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中共实际接受的条件，非常接近了。但是中共出于对蒋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仍然不能满意。

　　前述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就是为回答潘汉年８日电报而发，声称蒋介石的新条件仍是“侮辱红军之态度”，应予根本拒绝。当时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不久，军容齐整。西征战役刚刚展开，西路军虽然遇到困难，尚未全军覆灭。陕甘红军总人数，号称有六万之众。蒋介石一下子要他们减少一半到三万人，自不能答应。中共告诉张学良，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且须扩充之”，“我们决心以战争求和平，不作无原则之让步”。

　　大陆党史专家张魁堂先生的《张学良传》，披露了不少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的情况。他甚至认为，正是中共在谈判中毫不妥协的立场，促使张学良更加坚定了他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的决心。

　　此说不无道理。当时张学良与共产党关系之密切，可以说到了同穿一条裤子的地步。早在半年以前，他就与中共暗中约下了一个投靠苏联、割据西北、制造第二个外蒙的惊天大图谋。这就是，利用李宗仁、陈济棠等在两广发动事变反蒋之机会，首先在西北成立抗日政府，由张学良担任主席和联军总司令，象外蒙一样脱离中央取得独立地位，并与苏联签订互助协议，然后依靠苏联军援，先夺取平津，再反攻东北。以此为基础，张学良与共产党两家，早就结成了利害与共的同盟。

　　共产党与张学良的西北发动计划，虽然打着反蒋抗日的漂亮旗号，说穿了其实就是投靠外国、分裂国家。它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还不在于此，而在它未抗日先击友的内战图谋。当时宁夏马鸿逵马步芳：甘肃胡宗南等，不见得跟中共和张学良跑，西北发动不免要与他们大起武装冲突。而北平、天津等，是在宋哲元第二十九路军手中，倘若宋哲元不肯加入反蒋，张学良反攻东北之前，就要先夺取平津，岂不是要诱发一场更惨烈的内战？只怕东北未夺回，中国人自己已经先打了个稀巴烂。

　　对张学良而言，经营西北，自成局面，那是早有此心，图谋已久。当他还在武汉剿共的时候，他的秘书，跟他“几近半师半友”的黎天才，就曾向他献策：“西北是中华民族远祖的发源地，必要时可以分治割据。”１０月９日，张学良的智囊团，王化一、王卓然、高崇民、阎宝航及杜重远等，齐集上海讨论东北军前途，写成《致张学良建议书》，核心内容就是联苏、联西北军，建立陕甘根据地。此建议高崇民亲自带到西安张学良处。

　　后来，张学良本人在其《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无意中泄露了他当时的若干考虑和计划。他说，他之接受西北剿匪的任命，是考虑到“陕匪刘子（志）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

　　可见张学良到西北，其志不在剿共，而是经营西北根据地。他所讲的抗日准备，亦未尝不是割据准备。然而他也知道，欲在西北立足，单靠东北军不行，非得先在国际上傍一个大腕不可。这个大腕就是苏联。所以，张学良一到西北，尚未与红军开战，就已经在暗中着手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只不过，他这边厢不断暗送秋波，苏联那边毫无反响。看来要联苏，就不能不先联共。

　　不久以后，他很快接上与红军的关系，并且与中共打通苏联经营西北的计划一拍即合。为了取得苏联信任，甚至还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中国共产党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考察，显然也把张学良当成了可靠的朋友。

　　无奈到了８－９月间，西北发动的计划因几个因素而被搁置。其一，两广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其二，共产国际坚持要求中共放弃反蒋，转而联蒋抗日。其三则是张学良发现其部下高级军官军心不稳，顾虑重重，几乎没有人愿意拉出队伍，公开竖起反蒋旗号。就连最早帮张学良联络红军，与共产党联系最密切，被张学良倚为联共右臂的王以哲军长，也对张学良的日益左倾啧有烦言。他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发牢骚说：“以前在东北不抗日，在热河不抗日，现在跑到大西北，离鬼子那么远，却讲抗日了，怎么抗呢？”

　　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还有个报告，称王以哲被蓝衣社包围，拒绝跟左翼人士接近。蓝衣社甚至提出倒张拥王口号，声言张先拥蒋，继而反蒋，是无信义，没有出路，他不赞成。王的参谋长赵镇藩也表示，如联苏，确实把握决不能妄动，并怀疑苏联是否可靠。

　　一句话，这些军师长们，当初对于联共停战，保存实力，倒是蛮积极的，可是一旦要豁出去跟红军联合起来干，就纷纷打起退堂鼓来，都不愿意赞成了。

　　鉴于此种情况，张学良曾请求共产党多派干部到他部队中，帮助他训练军官，培养新血，改造军队。他对当初国民党在苏俄帮助下创办黄浦军校，建立新型军队的历史，印象很深，私心极为赞许，亟愿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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