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张学良也不能不认识到，西北发动，尚不成熟。所以，当８月下旬潘汉年通知张学良，中共准备采取所谓的“逼蒋抗日”新方针时，他当即表示赞同，并愿意多方配合。此后他积极活动地方实力派，以图造成联共联苏的气氛和声势，同时力劝蒋介石停止剿共，公开联苏，立即抗日。照他的如意算盘，一旦事成，他就名正言顺地成了联共联苏的大功臣。在举国联共联苏的大气候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的重重顾虑和反对声浪，自然烟消云散。以西北地理位置之重要，以他在西北的领袖地位，以他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不愁不能取得苏联的支持与大量援助，实现他在西北自成局面，进而反攻东北的梦想。

    　　在８月的那次谈话中，潘汉年也告诉他，劝蒋的同时，千万不要放松西北发动的预备工作。潘汉年说，如蒋真的联共联苏，你准备之事对他并无损害；可是如果蒋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继续剿共战争，那么无论你准备与否，他到头来都不会原谅你“通共”的行为，那时不仅抗日不成，反蒋不成，连东北军也将成为俎上肉。这番说辞，张学良最后是听进去了。

    　　苏联是唯一有实力并且愿意帮助自己立足西北打回东北的力量。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已经毫不怀疑。而且，直到西安事变前，他都一直坚信，一旦他发动抗日，苏联援助就会滚滚而来。《徐永昌日记》有则记载，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一次与张学良在山西绥靖公署吃饭，张声言“俄已计划在开战时，空军能一次运送一万兵到敌人阵地后。”事后徐评论张的抗日见解，称其不过“为大学生主张”。

    　　距事变一个月前，张学良曾亲自飞往山西，与阎锡山密谋“逼蒋抗日”。他劝阎不要担心逼蒋失败，说，万一事不成，可以联晋军、红军、东北军自成“抗战”局面，共产国际援助没有问题。阎锡山持重，问张学良三事：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干涉外蒙？国际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红军能否听指挥？张学良让叶剑英等对阎作了解释，但阎锡山老奸巨滑，不肯轻易相信，一定要肯定和具体的答复。

    　　而张学良不是阎锡山。他所考虑的，已不是苏联能不能提供援助的问题，而是开什么价要求什么援助的问题了。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苏联在新疆方向为红军准备了大批武器弹药，等待西路军去取。中共告诉张学良，苏联已准备好一批军援物资，请他配合西路军打开道路。张学良虽然“环境十分附难”，仍电令在兰州的于学忠为红军提供协助，并且于２２日回电中共，说“惟货尚不能满意”。为什么货尚不能满意？就是没有他要的包括飞机大炮在内的重装备。但苏联开始提供军援的事实，无疑更坚定了他联苏的决心。

    　　这时距离他发动事变，只有２０天。

    　　１９３６年１月下旬，张学良首次赴洛川秘密会见中共代表李克农。回到西安不久，意外地发现南京中央政府也在与中共秘密接触。据张回忆，一负有接洽任务并化名王牧师者，前来求见。此人“持有财政部公函，要求进入匪区”。

    　　这位王牧师，真名叫董健吾，乃上海中共特科成员。他与宋子文是同学。宋子文受蒋介石之命，寻求与中共直接谈判，遂通过宋庆龄找到上海的董健吾，托他与张子华前往陕北递交一封密信，并给他一个“中央财政部经济特派专员”头衔作掩护。

    　　董健吾与张子华来到西安，正值隆冬，大雪纷飞，转眼一个月过去，仍无法成行。最后他决定面见张学良，求他帮助。张学良听过董健吾详细解释，亲自发电向南京方面询问，获得证实后，就用自己的私人飞机将董、张二人送至肤施（即延安，当时在东北军控制下），再由他们自行前往中共中央所在的瓦窑堡。

    　　得知蒋介石与中共联络，张学良十分不解：为何一面令东北军剿共消耗，一面自己又越过东北军与中共谋和？当时政府高层不少人已有共识，欲抗拒日本，必借助俄国。蒋介石也频频接见苏联驻华大使。这次与中共接触，看来就是与此相关的一步棋。令张学良不满的是，蒋介石一面命令东北军拼命剿共，一面却自己单独走这步棋，联共联苏作好人，这是大大的不地道。将来联苏事成，负责剿共的张学良，岂非又作了一回恶人？那时苏联援助来了，东北军却因剿共为苏联所嫌恶，岂不是又要吃大亏？

    　　张学良出生军阀，多疑且不肯吃亏。当年中东路事件，他生怕中央插手东北事务导致大权被夺，不让南京中央政府办理外交，一定要自己去与苏联交涉。九一八后，他又不顾南京要求把一切对日交涉集中到中央处理的命令，自己私自与日本人谈判，不放一枪撤离锦州，置中央要他在锦州抵抗的命令于不顾。其后的汪张之争中，他不肯出兵热河抗日的理由之一就是，你中央不正式举国对日宣战，干嘛要我东北军单独跟日本打？

    　　以张学良当惯了军阀的一向作为，一旦他认为蒋介石有牺牲东北军的意图，会是什么心情？再加上南京对东北军的种种不公，他现在对蒋介石是既怕且恨：你既然做了初一，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初二？你既然能对东北军不义，为什么我就不能脱离中央去自己联共联苏，在西北自成反蒋抗日的局面？

    　　这种心理，在４至５月间张学良与中共特派员刘鼎的谈话中表露无遗。他说，他现在是“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作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先来下他的毒手。”“牵延到１１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外（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方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亦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要彻底干！”［“刘鼎致中共中央密信”，引自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９９６－９９９页］

    　　可以说，发现蒋介石暗中通共，是促使张学良加速联共并走上反蒋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蒋介石为何要联共呢？蒋介石联共，虽然同样也是始于联苏。但他显然有着极为不同的多重打算。

    　　首先一重打算，是为将来的中苏军事同盟消除隐患。大约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开始，蒋介石及南京中央要员，接连同苏联驻华大使就两国合作互助问题进行谈判，力争苏联援助中国抵制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谈判中蒋介石首次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９日，蒋介石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得知苏联政府已经同意与中国政府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同时又得到消息说，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曾发表声明，放弃笼统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蒋估计苏联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已决定支持他统一中国，俾使中国能全力抗日。于是他立即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谈判，同时秘密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坐船去欧洲赶往柏林，准备与苏联直接交涉两国军事合作。

    　　蒋介石急于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主要从中苏军事结盟上着想。无论他能否消灭国内共产党，对于远在苏联的中共组织，总是鞭长莫及。倘若不能将中共纳入政府控制之下，将来一旦中日正式开战，苏联军队根据条约进入中国作战，中共人员随之而来，在苏军庇护下处处建立政权，岂非拒狼引虎？因此，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为中苏军事结盟之必不可少的前提。

    　　然而蒋介石不久即发现，苏联方面其实并无支持他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想法。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对中共施加压力，支持政府统一中国，以取得中国政府信任。但鲍格莫洛夫明确表示，苏联与中共毫无关系。国共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绝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蒋介石反复劝说长达８０分钟，全无结果。第二天，蒋介石致电邓文仪，要他立即停止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谈判；并致电陈立夫、张冲，命其中止秘密谈判计划，立即回国。

    　　苏联意图叵测，蒋介石遂决定依靠自己，在国内解决中共问题，然后再视情况与苏联谈判条约。他的打算，是军事围剿与政治谈判两手抓。军事围剿由张学良负责。政治谈判方面，与中共的接触，除了董健吾、张子华这条线以外，陈立夫还秉承蒋介石旨意，放出了另一条线。

    　　这另一条线就是，国民党方面以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浙赣铁道理事会秘书谌小岑为代表，共产党方面以刘少奇领导下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吕振羽为代表，从１９３６年３月到８月，双方在北平、南京进行了多次谈判。

    　　在所有这些谈判中，蒋介石提出的中心要求不外乎两条：其一，苏维埃改制——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不伦不类的国中之国；其二，红军改编——实现全国军队的统一指挥。在此前提下国民政府保证停止进攻红军，释放共产党等政治犯，满足武装民众、一致抗日等各项政治要求。

    　　董健吾和张子华于１９３６年２月底到陕北，中共中央首次了解到蒋介石的这个讯息。但他们认为，此两项要求的实质，是“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政策，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因而不能接受。他们主张抗日必先讨蒋，彻底否定南京国民政府法统，另行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国共双方显然毫无交集。

    　　到了５月，红军以抗日为名、实则以扩大根据地为目标的东征山西作战受挫。谈判中周小舟要求停止进攻山西红军。５月１５日，曾养甫在答复中，代表国民政府提出了让步最大的四项主张：

    　　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的责任，并促进联俄。

    　　这四条中，蒋介石等于放弃了他一向坚持的两个前提条件：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只要红军主力能够北上察绥外蒙边境展开抗日，则改制和改编，无不可以延后解决。南京方面甚至愿意在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之前，先行改组国民政府。

    　　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联共的另一重目的。这就是利用红军之手，将日军进攻的矛头引向北面，引向外蒙，最终引向苏联。

    　　早在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就注意到，日本军方一直有“北进”与“南侵”之争，而他判断“北进攻苏”的可能性为最大。蒋介石估计，日苏必有一战，而且苏联很可能先动手，出动空军轰炸日本及满洲的日军基地。１９３４年４月，他与汪精卫、黄郛研究形势时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