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声：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固然，大部分灾区是经过敌伪占领的地区，但有许多地区都是从来没有沦陷过的。现在的严重现象，是耕地荒芫，副业雕落，耕牛尽失，农具俱毁，疾病蔓延，难民流离失所。总之一句话，农村的生产几乎已完全破产，农民的生活已陷于绝境。举例来说，湖南本是产米之区，现在却以草根树皮为食；衡阳附近，每家饿死三分之二。豫西廿三县，遭敌伪破坏，至今损失粮食八百多万担，房屋三百多万间，牲畜三十多万头，农具七千多万件。养蚕本为副业，但是饲养用具损失了一半以上。安徽全省六十余县中，受灾县份竟达五十多，损失耕牛近百万头，农具三百多万件。江西、广西、广东等省，情形相似。至于各省因疾病而死亡的，难民流浪在外的，更是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即以广西一省而言，难民就有三百十四万四千人，伤病的，就有一百六十八万余人。江西伤病的三百五十万，流离失所的达一百六十多万。至于川、陕、甘、青、滇等省的旱、水、风、蝗、雹等灾，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的人民所熟知的了。“以农立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灾荒呢?敌伪破坏固是一个重大原因；然而，为什么抗战期中，没有能够阻遏敌寇的前进；这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应该负责的吗?敌寇投降以后，至今已有七个多月，灾荒却还在扩大和严重化起来，这又是谁负责呢?比如：湖南老百姓在吃树皮草根，却还有十一万日本俘虏“却吃着从老百姓那里‘征’来的米”，这种情形又何止湖南?现在待遣的日俘，不是都在吃着老百姓的米，而且还在受“优待”吗?而且像山西阎锡山那里，不是还有收编了的日军在吃老百姓辛苦耕耘而自己吃不到的米麦吗?此外，不是还有待遣返的日侨三百万人，也在吃米，迟迟不遣送日俘日侨回国，好好供奉着他们的，不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其次，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并没有立即真正进行整军复员，还继续保存许多正规部队和各种名目的队伍，不久以前，且有在重庆取缔“衣冠不整，拉去当兵”的事情发生。这些也都是只有消费民粮，丝毫也不从事生产的。由于上述原因，更由于日寇投降以后，内战再起，至今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仍炽；内战的进行，以东北为尤烈，所以征军粮始终未减未停。以已经破产之农村，负无法负担的军粮；加之原有苛杂，原封未动，而物价高涨，竟达无法捉摸的速度，怎能不造成遍地灾荒呢?叫人民怎能不奔走呼号，到处求救呢?湖南人士提出“迅予有效赈济，并豁免摊派，缓征军粮二百八十万袋”，提出“应停止摊派军粮，并速调撤别动队及遣派俘虏”。湖北人士呼吁：“军粮俘粮负担太重，县乡两级人员随意建立名目，苛扰人民，望当局赶快解救”，安徽代表跪请减免军粮等，都是身受其苦而发出的衷心呼吁。这也证明灾荒之原因，实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人为的原因，而不是其它。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一面否认经济危机之存在；一面对救灾则完全依靠外国，本身却什么也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人民没有事实证明政府是真能为人民的，救灾如救火，决不是拖延敷衍所能混过。现在，应该赶快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入手。赶快进行赈济，免征军粮俘粮，抑制物价等，以稍纾民困；同时，却须用大力迅速遣送日俘日侨，整编军队，并用一切办法使灾区灾民能够开始从事生产，安定生活。老实说，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及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它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标题为编者所加

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

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因此，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它。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

根据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政治局势，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完成民主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还政于民，就是把人民应有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真正交还给人民。如果离开这四种人民权利，甚至任何人民应有权利都不交给人民，而高唱实施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那就未免是空谈了。

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至于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广大的解放区，已经建立了人民选举的政权，组织了服务于人民的军队，解除了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与教育，就是说，人民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已实现了充分的民主，在这些地方，问题就是要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和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显出还政于民的诚意。

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选举政府，有权决定法律。合于这正轨的就是民主，不合于这正轨的就是不民主。前者应该得到发扬光大，而后者应该立即改途易撤，真正还政于民，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么?然而有些不愿意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不愿意中国从落后进展到民主进步的人，他们空谈实现民主，却不把任何一点自由交给人民；不但如此，对于人民已经得到自由权利的地方，他们还要加以取消，说是取消了这些民主，才能够实现民主。这样一来，倒好象政府不由民选，法令不由民立，才叫做民主；而人民选举的政府，人民决定的法令，反而是不民主了。言论出版集会和人身自由是民主的起码条件，但他们认为要求这些条件，是阻挠民主。没有党派的合法地位，没有取消一切限制人民的法律和组织，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但他们认为提出这些要求，就是反对还政于民。在他们的世界里，简直一切都是颠倒的了。

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人民作主，这是全国人民无不知晓的事。抗战八年来，人民的要求就是要得到应得的权利。边区和解放区一万万以上的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应该保持，不能保持就是取消民主；大后方和敌占区人民是没有得到民主的，现在应该得到，如果不让他们得到，就是阻挠民主。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国也应该是民主的中国；在民主的中国，取消民主和阻挠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

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不会模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的谈话

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能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当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们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员会的混合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自己的观点。

……

他对我说，“第一，我们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其愿认为我们现在所在做的，有些象林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桎梏着的奴隶。80%以上的我们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80%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50%-80%偿付地租，它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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