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声：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

长期的灾难折磨着中国的人民，但同时也教育了他们。从二十年来的历史事实，他们深深地懂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专政不改变，中国就永远不可能安定，中国人民就永远不可能有好日子。这个真理，不但中国的人民懂得，而且许多远隔重洋的外国人，也都逐渐清楚地了解了。现在，只有那些舐刀口上的血来养肥自己的奴才们，才还在那里厚颜无耻地讲他们那个臭不可闻的“法统”。而三国会议的决议，却不但要国民党停止内战，并且要它放弃一党专政、放弃它那个“法统”。

然而站在人民的头上、吸人民的血过活的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是轻易地就放弃他们的专政的。恰相反，他们要用各种方法来继续维持他们的专政。内战是一种方法，制造暴行与血案也是一种方法。今天，中国还不能安定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要变不要乱”。仿佛谁要把中国变得更乱似的。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其实，“要变又要乱”的人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和它的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而且知道只有变方能止乱。与这相反，“要乱不要变”的人却是有的，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企图“以乱止变”，他们正在用各种可怕的乱来阻止他们的专政被改变。自然，他们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安定”就是全中国人民的祸乱，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与全中国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而且，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少数人的“安定”也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老百姓太多了，他们杀不完，他们抓不完，他们关不完，因此他们就难于“安定”。他们最恨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一天不消灭，他们就死不瞑目。他们大概认为是共产党破坏了他们专制独裁的“美”梦。其实，就是没有共产党，他们的梦也是不能实现的。袁世凯时代，中国没有共产党，但是袁世凯的专制宝座还是没有坐稳。满清时代，中国更没有共产党，但是满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万世不变。

自然，今天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而且是这样成熟与强大的共产党，对于反人民份子的倒行逆施，是一个重大的阻力。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就象保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神圣的天职。……英美盟邦记者在亲身访问了解放区之后，或者说：“一切证据使我们相信：共产党的行政是中国最好的”(格尔德：《关于中国的近况》)；或者说：“在各个游击区和边区里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经实行起来”(费尔特：《中国内部的危机》)。这些神奇的创造不是由于别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无时无地不是在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特点，这种精神，就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曾说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人民没有饭吃，他们情愿自己不吃，先使人民吃；不好的地方，人民不能建设，他们替人民建设；遇有艰难危险的事情，他们能够为人民的先锋”。而对于国民党人，则蒋介石先生也不得不这样承认，即：“在我个人感觉到，我们什么都不行，如果有点行，我们的国就不会如此。我们不行的地方，第一是道德不好，不足为人民的表率，所以我们的党员不但不受人民的尊敬，并且受人民的厌恶……”(以上均见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总理纪念周讲演词》)。这的确是两党的根本差别点。这也同时是两党许多争论的分歧点。一个(共产党)，一切为人民；一个(国民党，主要是其统治集团)，它的目的却是为了维持少数人的独裁，因此它的政策与办法，就是内战、特务、屠杀、逮捕、抓壮丁、加重赋税、滥发钞票，等等，因此，它使中国极端混乱，它使人民极端痛苦。

国民党的论客们，你们说你们是真的希望全中国的安定吗?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东拉西扯，信口胡说，不敢把真正的乱之源说出来呢?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

停止内战!

取消特务

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略有删节

合法的罪恶

·门纳·

有史以来，中国没有一天没有法律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自戊戌政变以至于今日，虽然有了若干次的斗争，但依然还是没有一部“人民的宪法”出现。在“非人民”的法律之前，一切人民都不会有什么权利与方便，而青年学生，更是只有被窒息奴化诬蔑屠杀的义务。

中山先生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标明了联俄联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认真执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当时国民党所统治的地区之内，一切爱护苏联、爱护共产党、爱护农工，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言语行动，都是合法的。中山先生检讨了若干年来革命失败的教训，又接受了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所以要建立党军，因而开办黄埔，号召青年入学，培植革命的军事干部，虽然中山先生不久就与人间别离了，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血液，还不会被他的徒子徒孙们排泄出去。中间经过五卅惨案，汹涌于全国各大都市的罢课罢市罢工的爱国运动，只有香港和广州得到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支持，其它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阻挠破坏摧残。所以当时一般的青年，都视黄埔为革命圣地。尤其是两次东征，青年们用热血头颅打陈杨刘，巩固了革命的根据地以后，风声所播，全国各地青年，涌出了奔赴黄埔的浪潮，当时的黄埔当局，对于这些青年，也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以后的北伐军之所以势如破竹，也就是得力于这些青年的踊跃牺牲。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辉煌殿堂，可以说是用这些青年们的头颅来建筑成的。

可是，那时广东的国民政府，在世界以及中国的广大地区，是被认为不合法的。因为国民党执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策，世界上的帝国主义与国内的封建军阀，当然不会承认它为合法，在那时非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要想到黄埔去，也实在是困难而危险的，稍一不慎而被发觉了，就会走上被拘禁或屠杀的恶运。封建军阀当然认为他自己的这种行动是合法的，因为他自己是被帝国主义者承认为合法的政府。然而，民不畏死，青年尤不畏死，当时的青年们要从死里逃生，逃到可以求生的地方生，用他们的热血头颅来求得民族与人民的生，在他们的踊跃牺牲的精神下，那些所谓合法的封建军阀们，不久之后，一齐都望风披靡。而从前所谓不合法的广东国民政府，现在也屹立于紫金山前，一变而为合法的了。

这个从不合法到合法的政府，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呢?一方面，是这些不惜为国家民族而洒热血抛头颅的青年们替他打出了血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炮轰下关，血洗济南，他不敢反抗；散布在各地的封建军阀官僚，只要旗帜一换，就可以加官晋爵。他是跪在帝国主义胯下，伏在封建势力的怀中，才取得他的合法地位的。他所合的法完全是反人民非人民的法。因而，从前在广东时认为合法的青年们的种种言语行动，如今又转变为不合法的了。如果这些青年还不识相，还要保存着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血液，还要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的话，那就会立刻被送入枉死城。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大屠杀，枉死城里的冤鬼立刻增加了千百万。靠青年起家的黄埔帝王，如今高坐在紫金山上的龙庭上，发出狰狞的狂笑了。

可是，算盘又还打得并不怎么如意。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的队伍，又在江西开辟了根据地。半途握手的李白阎冯之流，又随时要设法分庭抗礼，“天下”还没有完全成为“一家”，又靠什么去替他征讨挞伐呢?当然又还是要靠青年。但是，他现在的号召青年，并不象从前在广东时那样光明正大了，而是要鬼鬼祟祟地玩魔术了。

从黄埔演变而来的军事学校，四面八方的去开展，用种种方法引诱大量的青年进入这座学校，灌注一些“命令重于生命”的迷魂汤之后，再替他到沙场去送死。而在一般的普通学校中，则党义、军训、纪念周，就是一些麻醉剂。周考、月考、期考、会考、文凭，就是重重枷锁。党权高于一切，服从领袖，听到“领袖”二字就要立刻起立致敬。一个天真活泼的青年，受了这样党化的几年教育之后，就会变成死板板的没有灵魂的奴才。如果有不愿意替他做炮灰、或不愿意做奴才的青年，稍稍表现了一点自由的意志的，那就立刻被诬蔑为“共产党”。被加上这一名词的青年，他就叫你枉死。可以说，自从黄埔帝王登上了紫金山前的龙庭以后，在他所控制下的全国青年，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被窒息奴化成为奴才，便要被诬蔑屠杀而成为冤鬼，当中没有别的路，如果还有别的路的话，那就是死里逃生，被逼而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梁山上去。

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到一二九，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大踏步向中国前进，国亡无日，全国青年奋勇起来的爱国浪潮，在这个合法政府的法律面前，是不合法的，“爱国有罪”。木棍、石块、水龙头，以及“自行失足落水”，是合法政府招待青年们的礼物。“攘外必先安内”，这些，就是他在他的魔掌所能控制的区域内的“安内”的良方，而这些良方又是他自己和他的主人以为合法的。

经过西安事变的当头一棒到芦沟桥的炮声，全国青年如疯如狂地涌上抗战前线，参加了各种抗战工作，这才大大的舒展了一口气，认为“自由”来到了。然而，昙花一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他不曾负担起他应该负担的团结全国青年的神圣任务，反而造成了使全国青年大分裂的局面。流弊所及，先生当特务，同学如寇仇，制造摩擦，酿成惨案，不一而足。在所谓合法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反之，那些执行严肃工作而使他们看得不顺眼的人们，都被认为不合法而送入集中营。集中营如雨后春笋地建立起来，成为大规模的陷害青年的魔窟。这就是高坐在重庆小龙庭的帝王在抗战期内对青年们所树的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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