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声：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这几年大后方学校的教育情形可以做最好的证明。据说，有一个大学的负责人自负为“以办党的精神办学，以招兵的办法招生”。又有人说，有的学校拿了国库的经费，却只在培养“升官、发财、造谣、生事”的人才。这话也许言之过分，然有着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痛心。并不是没有认真办学的人，但是他们被当做教育官署的下属，经常要应付各方面来的公函训令，一会儿要注意那几个教员，一会儿要严防那一些学生，试问如何能叫他安心办学?也不是没有认真教书的教师，更不是没有认真读书的学生，但是反民主的政治用恶狠狠的面孔高压着他们，监视着他们，威胁着他们，叫他们如何能安心的教书读书?在这种情形下，不学无术的官僚可以主持学校，靠面子有后台的人可以当教授，挂起手枪横行不法的学生可以坐享公费。这简直可以说是斯文扫地。假如不改变这种情形，恢复学府的尊严，后患何堪设想!

很多人慨叹近年来学校国文程度的低落。其实何止国文?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程度的低落。学生试卷上暴露出的对于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无知，那决不应该做为笑话来传述。应该使人痛心地感到党化教育的贻害。中国现在已进入和平建国时期，没有千千万万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做中坚，谈不到建国。学校的任务太重要。中等学校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初级人才，大学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国家要建设，必须要安定；学校要培养人才，更非安定不可。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意思就是要使学校的内部安定，不受政治外力的干涉、扰乱和破坏，让办学的人能安心办学，教书的人安心教书，学习的人安心学习。

和平建国纲领中在教育项内规定“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又规定，“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这规定很切要，也就是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使学校能负起培养建国人才的办法。能够做到这样，学校就成了庄严的民主堡垒。学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学内容受党化思想的范围都是最有害的事。此后，学校应该让真心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去办，西南联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极值得赞美，教育行政机关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党部团部更无权干涉。大中学校长成为委任职的官员，是极坏的制度，尤其是大学校长更应是极荣誉的职位，只有教授与学生的公意才能决定其去留。此后，教科书的统制应该取消，让学者根据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自由地编撰，在党化精神下所订的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应该征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见进行修改，学校内教师讲学、学生讨论的自由应该做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现行的统一招考，教育官署审定教授教员资格等制度也是变相的干涉学校行政，也没有保留的必要。

有了民主的空气就能有安心教学的环境，就能促进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发展。学校内部情况的变革固有赖于外面的政治社会的进步，但学校是应该做移风易俗的先导的。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给中国带来民主与科学的福音，首先使学校变成民主的堡垒。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月6日

斥“人格教育”

·舒芜·

士气怎样败坏，“人格教育”怎样重要，这些呼声，不知由于什么一种触发，近来又常常出现在时论中了。人们引证“经商易得、人师难求”的古训，对于今之教员，深致其不满，责备他们只作知识的贩卖，而不会建树人格的仪型。似乎有一种企图，要从这些呼叫中把整个教育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

必需指出，这里面包含了一种阴谋，而这“新的”方向其实是旧的，完全陈旧的。

教育，是社会的、阶级的武器。没有一个社会、一个阶级，不施行它自己的教育。中国的新式教育，自清末起，数到现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五千余年古国古”，倘要说清末以前就没有教育，那可说不通。我们这些习惯于新式教育的人，对于以前的教育，总觉得格格不纳，总觉得那仿佛是全然相异的别一回事。不客气的说，就简直觉得那并非教育。太学国学，以及州郡府县学之类，不必说了，就是常为论史者所啧啧称羡的书院，倘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过去，也会感到阴森窒息，一点也没有所谓“春风化雨”的风光。好在眼前就还有什么“复性书院”之类，只要去参观参观，就可以知道的。

封建的教育，民主的教育，这是本质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从的；民主教育则是建基于理智主义之上，要启发自由的思考，鼓励自由和意志。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受教者的实践，但在怎样使之实践的关键上，就有了决定的分歧。

柏拉图说：知识即道德。实在的，凡与知识不能相合、不能用理智来阐明、经不起理智的批判的，就是说，没有理智主义的基础的“道德”，都不过是僵死的教义的武断，陈腐的习俗的盲从，统治者打造出来的精神的桎梏。反过来，真正的大哲，亦必是大圣。因为真正的道德不外是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斗争之路，这个路必需深湛刚强的理智的力，才可以探明，可以遵行。，现在说，新式教育错在注重智育，应该转而注重德育了。这话就表明了那所谓道德，是在理智之外，与理智不兼容，就证明了那“道德”其实是什么东西。

不过，空言不如实事。即使真正的道德，也应当有一个能实行它的人站在面前作具体的仪型，效果可以大得多。提倡“人格教育”的人，也许会这样解释的吧。只要不是机械论者，当然不会否认，而且充分的尊重人格的力量。然而，第一，这人格也应当是一个合理的存在，也应当能被理智所阐明；第二、效法这仪型，也应当通过深彻的了解，不能只是盲目的习惯的跟从；第三、最重要的，真正具体的仪型，究竟还是社会生活，不是这个或那个的个别的人。而社会生活又就并非不要理智所能认识清楚的。

今天的社会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不必在这里说。姑且借用一句老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者，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大体上还是如此。据说这种荒淫无耻，大大的引诱了青年人，他们看到这条稳当便捷的路，觉得平日接受的知识、所指示的路都迂远艰难，就纷纷的就彼而舍此。于是，阴谋者也就趁机站出来，说道：由此可见人格教育的重要，知识无用了，有些知识也适足以济恶了。

就这个情形来说，知识可以说是无用的。但绝对不是说一切的知识，而是说今天一般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僵死的，脱离了社会生活；不但不能说明社会生活的真相，反而会掩蔽它的。社会生活的全面，是庄严与荒淫、光明与黑暗、新生与没落的交织。今天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当然不会公开歌颂那黑暗面；然而，有意或无意的，却严密的掩藏了光明面。一切这个时代的通向光明，为了光明的努力、争战、进行，新生的东西的面貌，光明的力量的招引，大抵都被视作洪水猛兽，不许在黑板上或讲义上透露分毫。新生的东西又究竟比较的不甚显著，不如荒淫无耻之彰彰在人耳目。这样，青年人之易于被荒淫无耻所引诱，当然就是当然之势；倘不，倒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改革的道路，仍然在于“智育”的加强，以有用的知识代替无用的知识，以现实的知识代替迂远的知识，以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代替死板的灌输，以社会生活的全面说明代替歪曲的描绘；绝不在于废弃知识、绝灭文化——这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自有新式教育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我们的民主主义的、理智主义的教育传统，是可珍贵的；尽管它曾经被封建主义的残余所拖累，被半殖民地的精神所阻滞，更曾被东方法西斯主义所强奸，却仍然是——更其是可珍贵的，在青年的启导、斗争的组织、文化的促进这些巨大的任务上，我们的教育起过什么样的无可估价的作用，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加以抹煞。别有用心的，拚命的夸张着“教育破产”，想借口提倡“人格教育”，而把青年拖回封建教育的黑暗中，成天去静坐观心、踱方步、记功过、洒扫应时进退：这些，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知识即道德，愚蠢即罪恶。人格，决不是反理智的东西。

——《新华日报》1946年7月30日

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今天是“五四”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日。

二十七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反帝、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之下，曾经猛烈地反对旧政治、旧文化、旧礼教，实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民族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纪元。从“五四”以后，在中国表现得如此的明显：一方面，新的文化、新的群众政治运动，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首，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在曲折崎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旧的政治与文化在被群众强烈的打击之后，买办官僚的代表又从东西洋运进一些法西斯主义的货物，在旧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再加上那种法西斯主义，以继续压迫人民，戕害青年，并企图从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能。自民国十六年“四·一二”国民党右派举行法西斯政变以来，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战士及青年为之而捐躯的数目，在中外古今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八年抗战，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为爱国与民主而奋斗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杀，依然是无数的。在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一切知识分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无论在街上家内，好好的一个人会被突然抓去。集中营里至今还关禁着数万无辜的青年。然而同时，中国的光明也毕竟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涌现出来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从敌人的魔手下夺回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保证了文化方面的彻底改革。造成了新文化发展和大众化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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