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声：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

抗战胜利迄今十个月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切经济措施，不独未能帮助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在物价波动，通货膨胀，交通阻塞，外货涌入，以及不合理的外汇关税政策与官僚资本垄断诸方面，给予民族工业以打击，造成民族工业极其严重的危机。……说明了今天要在国民党独裁政府统治下来挽救民族工业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解放区所采取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才会给我们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

没有去过解放区的人们，往往误信那些顽固分子的恶意造谣，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区的经济措施，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破坏资本主义。理由是共产党的理想和目标，应该是实现社会主义，怎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早已清楚地解答了。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与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发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在目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而且在事实上，在一万万以上人口的广大解放区内，采取了一切措施，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向上发展。在这里不必引证许多老解放区私人资本发展的事例，只举几个新解放区，在打走日寇不久之后的数字来看罢。例如张家口在日寇占领时，该市两百多家皮毛商行大部倒闭，解放后，仅仅两个多月，不仅旧的商号纷纷复业，而且有新的商号开张，并比战前增加了三十多家，该市现在繁荣起来的商行，已达二千七百余家。河南的安阳、焦作等地的煤矿产量，比敌伪统治时期增加了一倍。河北的邢台一千多家皮坊，在解放后都相继复业，四万失业工人，尽都有了职业。……从这些零星数字中，我们看出了解放区工商业发展的特点，就是在胜利后，不仅过去倒闭的全部复了业，而且一般都有了新的工厂与商号增设，这正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厂倒闭、商号停业，成为一个相反的对照。

我们再引两个美国记者的报道来证明，就更加清楚。例如美记者宝丁在访问张家口后发表谈话说：“张市为八路军解放后，虽只两个月，而社会秩序已很安定，我所遇到的政府人员，他们所做的事，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又看到许多工厂都很快地复工了，真引起我的钦佩”。又如胜利后特往解放区作五个月旅行的美国记者博乐报道解放区的经济实况时说：“在解放区：(一)私人生产企业不但存在，而且受到政府的鼓励；(二)地主经营仍旧，所不同者，只是过高的田租由佃农要求减低而已；(三)外来的中外资金极为解放区所欢迎；(四)解放区的政府除对敌伪的产业外，并无没收任何财产的企图”。博乐并且报导在解放区不论资本家、地主也一样热心工作的情况说：“在解放区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也很热心。我和许多商人、地主、制造商谈天，发觉他们热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共产党人虽然坦白地以改善工人生活为目标，但同时，他们也给地主和制造商以利益”。

这些引证，还说明了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并不等于一般的通常发展，而是具有迅速发展的趋势。然其所以能够这样发展，又是有深远的原因的。这就是：

第一，因为解放区首先有民主的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使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了农村广大群众的购买力，因而刺激工商私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第二，因为解放区民主政府还积极地实行了各种正确的经济措施，例如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废除了敌伪统治时的种种统制、配给等对贸易发展的限制；又实行合理税收，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大大减轻了工商业的负担；更实行发放贷款，解决了工商业家的资金困难，同时还注意运输事业……来便利原料和商品的流通。

由此可见，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必需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它时刻为人民服务，处处为人民打算，并能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个条件，正是解放区已经做到、并且还要继续做好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国说来，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确实是很明显的了。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4日

战争结束后，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

——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答根舍·斯坦因问

战争结束后，恰当地对待资本是一件互利的事情。这不但适用于中国资本，而且也适用于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发展工业。我们要用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去取代日本使中国殖民化的原则。我们应该用发展现代工业，提高农民生产力和增加购买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业发展、恶化农民生活条件，以至导致他们对发展生产失掉兴趣的政策。用工业进步代替工业落后，(这是指国民党现在执行的经济政策)我们预期，取得土地以后的农民，对提高生产会更加关心。

——《美亚文件》第690～717页

毛泽东: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 , 谈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试图付之实行就是自取灭亡”——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人口，是农民。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当中，农民至少有三亿六千万。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商人和资本家只占上面薄薄的一层。农民就是中国。

像中国这么幅员辽阔而又落后的国家，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

因此，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中国除非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基础，否则是不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因为农民必须要为这种工业化的产品提供真正的市场。

我们以日本为例，由于它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去谋求工业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随帝国主义和向外侵略。它没有从解决本国的土地问题入手。

华莱士和其它一些美国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中国农民》这篇文章的布鲁克斯·阿特金)对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表示出一种清楚的认识。

中国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从封建的租佃关系中解放出来，不再依赖地主资本家贷款和收购他们的产品。这就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实行民主。农民必须独立自主，有权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从总体上看，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会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谈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付之实行，就会自取灭亡。

国民党与中国人口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成的政党，这些集团通过一种保守而又毫无创见的官僚主义实行统治。国民党对于根本改善农民的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在的封建残余这样一些事情，过去无所作为，将来也不会有所作为。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为这样做了就会侵犯国民党主要支持者的权力基础。

国民党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希奇古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体。这就是国民党不能从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征。

国民党不愿解决土地问题，藉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它就转而采取硬性规定的、国家支配和控制工业发展的原则。因此，它在国内的政权方面，或在国外同俄国和其它邻国的合作和友好关系方面，都不能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基础，它就倾其全力发展“国防工业”，并迷恋于权力政治的危险游戏。

可以预料，在这些政策当中埋伏着未来的国内和国外的冲突。如果它坚持这种政策，那么这种预料一定会成为现实。在这些政策指导下，国民党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基本问题，不能引导国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为远东的一种稳定力量。而这些政策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的一场革命，没有一个全新的领导集团，是不可能改变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政党。它制定的纲领是要使农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减租减息，实行累进税，扶助生产，促进合作化，从根本上实行民主政治。在这一基础上，随着各阶层人民在团结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共产党就将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健全的工业化的促进力量。这些就是实现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的保证。

正如在中国的前途上不能忽视农民一样，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想要忽视它，但是它的枪炮不能给它带来胜利。总之，绝大多数战士象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农民。因为我们是为了人民，而且来自人民，所以我们是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人民从我们的经历中认识了这一点。

……

召集国民大会，这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美国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将关闭和平的大门。一旦召开国民大会，则木已成舟，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得已，我们将进行战斗，因为我们不仅为目前解放区一亿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而且为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

《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

一不民主的经济和政治：

中国现在既需要经济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事，因为没有一定形态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而没有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也将无从保障一定形态政治民主的。——这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论。因为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人并不深究目前所需要的是什么形态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去认真检讨现实的情况，从现实出发来提出问题，却从社会主义的空论来自娱，以为实现经济民主就是意味着实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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