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乔文集：国际笔会上海活动侧记：独立中文笔会上海接待人员被警方绑架的六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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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气无力地道：“我无话可说！我现在是绑匪手中的人质。人质跟绑匪能有什么好说的？”
   车到我所住小区附近的某物业管理处，他们将我带到了“老地方”——1月因悼念紫阳活动受阻及3月探访蒋美丽女士家被绑架，他们都带我来过这里。
   进了屋，周向我介绍车上坐在我左侧的他的女同事“姓钱”。我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告诉他们：“我说了我现在是绑匪手里的人质，我只关心两件事情：第一你们什么时候放我出去？第二是不是需要多少‘赎金’才肯放我走？如果要请说个数，并请把我手机还我或是借个电话用，我好跟朋友联系让他们备‘赎金’来接我。”
   —— 倘若我如同郭律师3月份那样被弄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嫌疑（因为3月4日我和其他几位朋友前去参加市司法局对郭律师行政处罚的听证会并被警方扣留，事后“有关部门”认定我们是被郭律师“指使”，居然以此所谓罪名嫌疑“刑事拘留”了郭国汀律师后被家属取保），我希望能由我的朋友将我“保释”出去而不要惊扰了我年迈的父母。
   岂料几分钟后，出房门打电话的周某进来告诉我，已打电话给我父亲，说警察找到我了正在谈话，可能要晚些时候送我回去。
   我气急败坏！冲他吼道：“你们就有能耐吓唬老人！我父母身体都不大好，吓出问题来我要找政府负责任的！”——父母知道我现在不是跟朋友而是跟警察在一起，不知道会担心成什么样子！实在是对不起！我只能在心里说。
   周某似乎很委屈：“我完全是一片好心让你的父母放心，说了只是跟你谈谈了解一下情况晚点会送你回家的。”
   我问周某和钱女士：“你们做这种事情就不觉得很丢脸吗？”
   周反问：“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
   我说：“我一直并没把你当傻瓜，对聪明人是不需要多废话的。”
   周说：“我是不明白呀，我们执行任务有什么丢脸的？”
   “那我只好将你当傻瓜了，对傻瓜同样不需要多废话。”
   未已后到的洪警官（女）带来了几份肯德基快餐，我也拒绝了，告诉他们在重获自由之前我不会吃任何东西。他们三人无计可施，只得自己吃了快餐。
   接着周又出去打电话大概是请示上司，回来后告诉我：“李剑虹，我们也是奉命调查。希望你配合别为难我们。待会我们还是做个‘询问笔录’，向你了解一下今天的情况。早点做完你也好早点回家，你父母还等着呢。”
   对父母的担忧无疑对我是具有“杀伤力”的，我终于让步同意做“询问笔录”，并告诉周某，上次3月听证会时，他们的上级部门市局同事李某为我做“笔录”时，我曾提出来要查看经办人证件而未获允准，结果笔录最终也没有做。我上回说过查看经办人证件是今后给我做任何笔录的先决条件，今天也不例外，所以虽然和他也算是“老相识”了，但没看过证件确认其身份，我要求行使我作为当事人的权利查看证件。
   周某在这点上比3月那位市局的同事爽快，他说“行”就马上掏出了警证递过来。我查看了一下，不是我想象中的小本本，而是身份证一样的硬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上海市公安局”、姓名、证号、有效期等信息，没有具体的工作部门，我记下周先生的警证号是510288。
   询问笔录开始，依例问了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我将身份证递过去让周先生抄写，当问及“工作单位”时，我报上前一家上班的公司名称、地址，又补充道：“你也可以写上‘无业游民’或‘社会闲杂’，因为最近没去上班。”他问我原因，我说你知道的我原先的工作是做证券股市咨询，老板让我负责业务，但中国股市情况你也了解一些，在我看来已经“崩盘”无可救药，所以我告诉老板这样的大势下我实在无法完成公司业务指标，只得向老板辞职。而且据我所知公司现已停业。
   周某故意问道：“国内做你这个行业的人也很多吧？不会人人都象你现在失业吧？”
   我说，我失业不假，但我不认为这是自己工作不努力或工作能力有问题造成的。中国经济号称连续十几年“高速增长”，可理论上是“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却自2001年以来至今连续五年走下坡路，很多大的券商都承受不住，连年亏损，被迫裁员。去年一家巨无霸券商“南方证券”也已被行政接管，我能有什么回天之术？股民更是叫苦连天！去年以来我接触的股民客户连续三四年本金亏损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的不在少数，封闭式基金价格已跌至四五毛，开放式基金净值也已跌到七八毛。五一后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三位股民因不堪保命钱在股市里血本无归，在证监会门前自焚！还有网友跟帖道：估计会被当作法轮功信徒处理。我无法证实此消息真假，如果是真我对这三位股民表示同情和遗憾！我同情他们的不幸，但不赞成他们采取如此暴烈的抗议方式——钱没了，生命还是可宝贵的。但我理解现在很多股民朋友对政府有想法：我们拿出养老、保命的血汗钱投入股市，也算是支援国企改革和国家建设，赚不到钱也就罢了，政府怎么把股市弄成这样害我们血本无归？原还指望这些钱保证后半生的养老、医疗费呢。
   我告诉周警官：这倒的的确确是目前有碍“稳定”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我对中国股市“起死回生”不看好，网上也有传言“为了您的健康和生命，请远离股市和毒品”。有朋友向我咨询对股市的看法时，我都请他们早点离场。中国股市现已成了“高危地带”，所以我也无法从事原来的工作谋生，自己感到再做下去简直是在“谋财害命”，所以打算另谋出路了。
   我提出的关于中国股市的问题自然非周先生工作职责范围，他也无力解答，只问我个人今后有何打算，我告诉他，也许做回教师本行（我是师范类大学毕业且做过教师），不行就先赚稿费了。
   周某不屑地问你那种文章卖得出去吗？我说维持温饱应该不难，只不过难以以此发财罢了。我这人物质生活上要求不高。
   他又问我是否收到过国外的稿费，我说这个问题好象与今天的询问主题无关，如果下次你们要专门就此问题询问，我再回答。
   他也觉得话题扯得太远，于是拉回到“正题”——
   ——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
   我说“不知道”，直到现在我还为此疑惑呢！这问题应该由你们向我解答。
   周某说我们黄浦局的同事不是告诉你了吗？是他们接到110报警电话举报，说你们那个房间里有“异常”情况，所以去查看，他们查验了你的身份证发现你是我们浦东辖区的，就通知我们去接人，这符合工作规程。
   我问周：那到底是什么“异常”情况？总得有个名目吧？举报的人是以什么名目举报的？抢劫？盗窃？
   周说：“一男一女去酒店开房，你说能有什么‘异常’？”
   这等低级的诬蔑和栽赃气得我直乐！我正色告诉周：“第一，纠正一下你的不正确说法：不是‘一男一女去酒店开房’，而是张裕先生从国外回国来上海去酒店开房。张裕先生大老远的从欧洲回国，来上海不住酒店难道你让人住在大街上或是你周先生家里？张裕先生来上海旅游访友，他请本地的一位朋友到酒店见面聊天这有何 ‘异常’？第二，你的这句话我会原原本本放在网上，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贼亮的’，无耻的不是我李剑虹。”
   接下来他们问到我和张裕先生什么时候如何结识，平时有哪些交往，这次又是怎么联系上的等等。我说和张先生是在网上结识，大约一个月。又问在什么网站认识，我说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网站。对方问得极细致，我见他们没完没了，索性说出来原本不想告诉他们的一些情况，我说张裕先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海外会员，我是独立中文笔会在上海的会员，所以此番张裕先生回国，以及国际笔会悉尼笔会的两位作家访沪，我受独立中文笔会委托接待安排他们在上海的行程。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朋友聚会，你们却如此无理地粗暴干涉破坏，我认为此事已造成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并严重伤害到上海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
   周某说你了解独立中文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吗？我说独立中文笔会是隶属于国际笔会的一个中文作家民间社团，该社团的宗旨、背景、成立过程和主要人员、机构等情况，其网站上俱有详细介绍，你可以去网上查询，这里我就不做知识普及了。
   周某说网上的东西未必是真的，据我所知独立中文笔会“很有问题”，不是一个很积极、很正面的组织。
   我问那你如何评价国际笔会？
   周说这我不做评论。
   我告诉他，据我所知，国际笔会是国际上认可的一个作家民间组织，中国政府认可的正规社团“中国作家协会”也是其下属社团，倘若国际笔会有“问题”，那中国官方认可的、在您眼里应该是“很积极”、“很正面”的“中国作协”怎么会成为其下属会员单位？而倘若国际笔会这一组织没有问题，它又怎么会接受一个“很有问题”、在您眼里不“积极”、不“正面”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为其下属机构？
   周无言以对。
   最后周让我看一遍笔录并签名。看完后我提出：“第一个问题‘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里’，答曰‘是因为我和一位朋友（男性）在朗润酒店房间里的一些情况’，这个答案不是我本意的表达，我不能签字。”
   周问我那你本意如何表述，我说我的回答一直是不明白你们为何要带我来，是你自己告诉我黄浦局的同事通知你们有人打110电话举报酒店那个房间里有“异常情况”带我过来查问的。周某大概为了让我签字画押，依我的意思补充说明了我被警方告知警察接到110电话举报而带我来查问。我在笔录前3页签署了名字和日期，第4页最后一页笔录文末，我按照周某的要求写上一句“规定程式”：“以上四页笔录我已看过，与我表达意思相符。”然后补充：“我不认可……”
   周某一把抢了过去，说不可以，我只能写规定要写的文字并签名，不能另外添加文字。我说我不认可他们所说的那个“理由”，我要表达“抗议”，否则我拒绝在最后一页上签字。
   周说你的“抗议”我可以给你一张纸另写，你不能在笔录上添加文字。我说那好吧。
   周将最后一页笔录誊抄一遍，然后让我在上面写上规定程式的文字并签名。又给我一张空白纸，我写上：“我不认可警方今天将我带来问话的理由，我对警方采取强力将我从酒店带往某处问话的违法行为表示抗议！李剑虹2005.5.19.”
   我告诉周某一定要将我的“抗议”转达其领导，我不需要他“好心”替我掩藏什么。
   然后周某又出去打电话，回来让我又坐了约半小时，终于说送我回家了。
   周与同事开车送我到住处的楼道，将扣留的手机还给我，看着我上楼了才离开。我一边缓慢上楼，一边打开手机查看，一连串朋友关心的短信和未接电话显示出来（我的手机有“秘书台”功能，关机状态未接电话会发短信通知），令我温暖且感动！心里又有些不甘，好端端一场故雨新知的聚谈交流，就这样硬生生给搅了！看看时间约10：20，我抬头望望楼上家所在的方位，不知道父母是否在焦急不安地等我？手机上有张裕先生和温克坚兄好几个未接电话，想来他们的晚宴也因我的被绑而心存阴影无法尽兴。不知道别的几位上海朋友怎样了？能否顺利参加活动？我突然想出去找个公用电话打给温兄或张先生问一下情况——手机和家里电话明显都有监控，不想被他们听见。犹豫了几分钟，我下了楼，先向往小区门口相反的方向走了几步，查看一下动静，四周围静悄悄的，没什么异常。我于是轻轻往小区门口方向走去。才过了小区居民楼之间的一个路口，停在我身后的一辆原本“黑灯瞎火”的小车突然亮起车灯，紧接着车里传来话音：“李剑虹呵，这么晚了还要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