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乔文集：打开历史心结共建和谐社会——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的公民意见书

   显然政府希望人民渐渐淡忘89年的事情，而这一切被解释为为了维护“稳定”。然而不敢直面历史真相、依靠谎言和高压维持的“稳定”，能是真正的“稳定”吗？
   近几月在因日本“入常”问题讨论而引发的中国民间反日风潮中，国人再次提出日本应正视二战历史、正视日本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历史事实，并抗议日本右翼极端分子试图否认事实真相、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温家宝总理4月初在印度出访时曾对记者说：如果日本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必须正视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并赢取亚洲人民的信任。他说，只有尊重历史、承担历史责任和取得亚洲及全世界信任的国家，才可以在国际社会承担更大责任。
   温总理对日本右翼的批评，何等得掷地有声、义正辞严！但愿中国领导人在对待本国自身的历史问题上不要“双重标准”。要维护“稳定”，要构建“和谐社会”，理应正视本国的历史，承认事实真相并承担历史责任。远者暂且不论，首先必须正视压在当代中国人良心上的重大历史心结、16年前无法抹煞的血写的一页历史。只有尊重历史、承担历史责任，政府才能赢得全体国民的信任，也才有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可能，才能在国际社会称得上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反之，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近在咫尺的历史的国家，如何能理直气壮地指控邻国不负责任掩盖历史的不光彩行为？一个杀害自己孩子、掩藏着不敢面人的鲜血和罪恶并拒不反思、拒不悔罪的民族，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又谈何“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
   有人说，对于 16年前的事，“中央已经做出了正确的结论”——姑且假定所做结论百分百地“正确”，那么，对这样一桩影响波及全国并震惊世界的悲剧事件，为何却没有勇气和自信允许人民公开地探讨反思以汲取血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若16年前确曾在北京发生过“反革命暴乱”，难道17岁的蒋捷连和19岁的王楠们也会是“暴徒”？如若政府承认他们是“误伤”，对于当年被“误伤”致死、伤残者，政府可曾有过正式的说法和抚恤赔偿？据我所知，非但没有，反而对丁子霖、张先玲等受难者亲属和齐志勇、方政等受难致残者长期以来采取跟踪盯梢、威胁恐吓、限制人身自由和通讯自由等非法迫害手段，去年3月底更对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三位难属短期拘捕，如此对待无辜的八九受难者和他们的亲属，“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安在？一个不敢面对真相、缺乏“公平正义”甚至不准表达母爱、不准悼念亲人申诉冤屈的社会，如何构建“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
   今年1月我被上海市公安局“传召”时，据一位市局领导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说，89年的事情，很多“内幕”你并不知晓，比如赵××从一开始就幕后操纵并试图利用“动乱”来为自己在政治斗争中增加筹码，所以最后会跟党中央公开“决裂”，而到后来局面已不可收拾，除武力解决外别无他途。
   我承认作为个体的我，由于信息量和认知能力所限，不可能了解全部的事实真相，但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炼”、“真理愈辩愈明”，欲辩明事实分清是非，只有打破禁锢，允许人民公开讨论，方有望获得尽可能多的不同渠道的信息以逼近真实。另外的疑问是：我不晓得这位市公安局领导十六年前担任何等职务，何以能了解到此类我的确不曾知晓、且至今未见有中央正式文件公开披露的“高层内幕”或曰“国家秘密”？假定这位领导所言属实，又为何时至今日这些“重大内幕”仍不可向全国人民公开？不是早就提出“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经人民讨论”吗？而以“黑箱操作、暴力阴谋和宫廷政变”为特色的政治博弈，是封建皇权专制时代的产物，在今日“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此类“遗产” 早该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又有人说，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繁荣”，至少应部分归功于当年的镇压措施。这个结论无疑是荒谬且危险的！且不论改革开放以来，原先被成天忙于“阶级斗争”而严重压抑、破坏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某种程度的解放，其本身释放出的能量就足以使社会经济有一定增长，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如需以牺牲本国一部分无辜平民的宝贵生命为代价，这个结论放到任何国度都是荒唐的。且倘若所谓“十几年来经济建设的成就证明了党中央当初的决策是正确的”这一结论成立，这将意味着在未来为了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再一次牺牲掉一部分人民的生命是可以允许的，试问下一批被“牺牲”掉的又该是谁？是你、是我、或是他？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疯狂迫害残杀犹太民族，其理由也是为了多数德意志人的幸福，而反人类的纳粹法西斯最终遭至全世界人民的唾弃。
   我在此善意地提醒中央领导和各位人民代表，民众要求平反“六四”，绝不是挑衅，“天安门母亲”也绝不是为了寻仇和报复，而是期望以真相获得和解，以宽容达成妥协，这也体现了民众对于现政权的尊重和期许。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说：“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赵紫阳先生在1997年至中共十五大公开信中认为：“六四”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中共曾顺应历史潮流主动纠正了十年浩劫的“文革”和76年4.5“反革命事件”的严重错误。今天，在世界性的民主化、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重新评价 89运动和六四事件，并最终开放报禁、党禁，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变化迟早要到来，是顺应时势采取主动，还是让事态推动被动地被拖着走，甚而一意孤行抗拒变革而陷入绝境，历史在考验着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胆魄和勇气，而历史的机会，往往是稍纵即逝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六四”是深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一颗“定时炸弹”，与其等着被动引爆，未若主动拆除。趁现在还来得及收拾人心，直面事实真相，还人民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则无论是对现执政党、对蒙冤十六载至今的受难者和受难者家属能有所交代还以公道，还是对中华民族全局利益，都将是积极的贡献。“没有宽容就没有未来”（南非大主教图图语），但没有“真相”何来宽容？面对一场民族的劫难，面对前人宝贵生命的陨落，我们不应回避，不应掩埋真相涂抹历史，而应深刻反省以避免重蹈覆辙。打开历史心结，这绝不致影响“稳定”和引发社会“动乱”，而是使“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是迈向“和谐社会”的第一步。让“天安门母亲”忧伤破碎的心灵，在全社会公开而真挚的关怀中得到公平的对待和抚慰；让国人被谎言严重污染扭曲的道德，在还原真相和化解悲情的过程中得到疗伤和救赎。如此方有望重塑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自信。
   为此，我呼吁：政府当局立即解除对于“六四”事件的一切言禁，打破沉默，让“六四”话题重归公共空间，让每一个公民可以自由公开地探讨、深入研究和反思“六四”，让每一个孩子了解16年前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从而让类似的悲剧永不再重演。
   我呼吁：各位在“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的人大代表和常委委员们，提出并推动以下议案：
   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宪法”成立89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解密有关资料，调查和公开所有事实真相，对无辜死难者和伤残者公开道歉并实施国家赔偿；平反冤假错案，立即释放因89事件至今系狱的“罪犯”，对蒙受冤狱者公开道歉并实施国家赔偿；对赵紫阳先生自89年以来被违法软禁16年至终身的事件进行调查，公开道歉并实施国家赔偿；视调查结果依照法律程序追究“六四”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司法责任。
   我也在此善意地提醒警察和国安同志：当你们为了端稳饭碗而不得不执行上级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命令”、不得不做出违背良心之事时，如果你没有勇气违抗“命令”（你们有权拒绝执行上级领导毫无法律根据的违法命令），至少可以消极怠工吧。我不否认在我递交这份意见书时，内心怀有深刻的恐惧！我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什么，但我相信和我一样生活在这片国土的人们能够理解我的“恐惧”所为何来；同时我也怀着对家人深深的歉疚！我担心因自己的行为而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令家人担惊受怕，令他们失去宁静和正常的生活。然而16年来漂泊无依、未得安宁的亡魂在注视着，未来人们的眼睛在注视着，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我作为公民为这个国家所应承担的义务！我愿为我个人的言行承担全部后果。我也在此预先回答公安同志可能会询问我的若干问题：
   本意见书内容完全出自我个人意愿，未经任何他人授意，且事先未与他人商议。我的全部目的，就为了使每一个中国人——包括警察和国安的同志——能活得有尊严，不再卑微，不再命如草芥轻于鸿毛；为了我们的孩子和未来中国的孩子，走在大街上不再无端地被杀戮；为了千千万万的母亲不再心碎，不再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同时我坚信，我和所有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对这片土地、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怀着美好的心愿和共同的责任：建设一个现代中国，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而一个和谐的、现代化的中国，它的根基，不是暴力和阴谋，不是谎言和欺骗，不是恐惧和高压；它的根基，是爱与理性，是自由与人权，是宪政、民主与法治。
   为了更美好的今天，做有尊严的中国人。
   在我们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李剑虹
   2005.5.25.
(打开历史心结共建和谐社会——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的公民意见书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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