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1904-1955）是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学家和文学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被同时代的胡适等大家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原名林徽音，因三十年代有一男作家名林微音，为避免混淆，更名徽因。林徽因出身名门，其父林长民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政治外交家和思想开明的新事物探求者，曾任国际联合协会中国分会总干事——徽因便是在父亲为国联事务常住欧伦时于1920年陪同父亲在英国结识著名诗人徐志摩的。林长民官至黎元洪政府司法总长。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林受邀为“东北国民军”政务处长，后不幸在军中为流弹击中身亡，年49岁。时徽因与未婚夫梁思成正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27年思成和徽因毕业于宾大，1928年3月二人举行婚礼，随即转道欧洲回国。
   　　
   一、毕生事业：建筑和文学
   　　
   30年代初，林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从三十年代初至中日战争爆发，期间他们走遍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并写下《中国建筑史》专著和有关建筑方面论文、序跋等二十余篇，如《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徽因很早就罹患肺结核，但为更好地保留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精髓，她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与夫婿和事业伙伴梁思成一起辗转于乡间，奔波于山西、河北、山东、浙江15省的古文物建筑作艰辛的考察，“不要忘了，她肺、肾俱损，可是在照片上我看见她趴在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梁架上，站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一座“经幢”侧的木架上；沈阳北陵、山西大同云冈，陕西跃县药王山药王庙、山东滋阳兴隆寺、河南洛阳龙门、北京香山，15省份200县2000座古建筑，她踏访大部；有一幅图片两人一同倚坐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上，1936年的林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工作艰苦而充满兴味，徽因与热爱的事业热爱的人一起总是生机勃勃地，感染着身边的人，难怪同事莫宗江会对这样的野外调查发出赞叹，‘看上去弱不经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何向阳《怀念林徽因》）
   在文学方面，林徽因一生著述涉及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不同题材，其代表作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那一晚》，小说《九十九度中》等。“再没有看过比《悼志摩》更好的怀人文字了，在对诗人人格的解释里其实不正说着自己类近的品质——纯净、认真、虔诚、善良、人性与不折不挠非坚持到底不可的理想主义；也再难看到《旅途中》这样文辞干净的诗了，‘我卷起一个包袱走，过一个山坡子松’，真是要把一场人生都放在里面了。这两条路，如经纬来去，交互织着，‘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样’么？薄弱的身体加之无止的颠簸奔走劳顿与她争夺着时间，死亡呵，她已见了太多，友人的，亲人的，最后是自己的，医生也要大大惊讶了，她与疾病争夺了10年，正是这生命的最后争来的10年，使她为新中国做了一个知识分子该做的一切。生命己到秋天，红叶的火总要燃着的，哪怕流血般耗尽生命，也要去做，谁又能挡住一个情愿。”（何向阳《怀念林徽因》）
   “生命记载了它最后的三次拼搏：第一次是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她是梁思成，莫宗江、朱畅中、汪国瑜、高庄等同志组成的清华国徽设计小组中惟一的女性，绘图、试做、讨论、修改都在病中完成，定稿图案下的说明辞中林徽因写下了‘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一行字，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召开并在毛主席提议下全体起立鼓掌通过梁、林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时，她已经病弱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第二次是抢救景泰蓝，这个代表中国艺术高成就的国宝工艺就是在她的带领下，发现、发掘、设计、制作才在新中国不致失传而发展壮大的，她带学生，跑工厂作坊，谁能相信这时的她已是肺布满空洞、肾切除一侧、结核菌已到肠而一天只吃二两饭只睡四五小时觉的人呢；第三次拼搏是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主要承担纪念碑须弥座装饰浮雕设计，这也是她生命最后的英雄乐章。”（何向阳《怀念林徽因》）
   　　
   二、佳偶天成——事业同道和生活伴侣：梁思成
   由于徽因不止有才情，还有罕见的美貌与出众的气质，是以成为她同时代的许多才子、文化人景仰爱慕的女神，她是英年早逝的诗坛“新月派”盟主徐志摩与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的红颜知己，与徐、金二人有着超越世俗的伟大的终生友谊。但世人出于某种庸俗心理，对其夫婿、著名学者梁思成公却多有不公之辞，对他们夫妇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感情也多有歪曲和误解，实际上梁思成先生的才识智慧，其为人所显示的真正男子汉的胸襟气度，皆是凡夫俗子与心理阴暗者无法望其项背。
   梁、林二人的朋友、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女士在其著作《梁思成和林徽因》中文译本序中说：“美国的读者看了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这本书带他们走进一个从来就不知道的中国，但这个故事的发展又使他们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理想和毅力十分感动，甚至有的朋友感动得流泪。这两位非凡的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历尽磨难，处处受到生存的威胁，但仍能坚持下去，为中国建筑研究作出伟大的贡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该书中史景迁所作《前言》也提到：“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从费慰梅向我们展现的那些感人而亲切的细节里，我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这对坚强而又压抑的夫妻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听见，他们那高朋满堂的起居室里夹杂着杯盘之声的欢笑，我们看到，他们那坚韧不拔的学术研究所逐渐破译的古代建筑典籍的含义，我们欣赏到，他们灵巧的手指驾驭着绘图笔游刃于同样优雅的中英两种文字的每一细节之间，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建筑重新在国人的意识之中获得他们恰当的位置，我们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缠身的痛苦之中，他们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缘在中国历史大厦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既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微。”
   假设一下，如果林徽因选择的人生伴侣不是梁思成先生，那我们或许还有“文学家”的林徽因，但多半不会再有作为“建筑学家”、作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者的林徽因。而梁思成选择“建筑”为终身事业，却是受徽因影响，据说徽因早年有一位伦敦学建筑的朋友，向她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徽因当即觉得这正是她所要的职业——一种将艺术创造和实际用途结合起来的事业。当她把这种想法告诉思成后，一向热爱绘画艺术的思成感到建筑正合他的心意，建筑遂成为二人共同的终身事业。梁林这一对天作佳偶，在二十世纪希望与彷徨并存、苦难与战乱不绝的中国，他们一起，留学美国，探求西方文化艺术；他们一起，风尘仆仆穿越大半个中国，进行艰苦的古建筑考察，在战乱中拯救濒临失传的祖先留下的宝贵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们一起，在日寇侵华年代抛却北京的家园流亡西南，颠簸的尘土与疾病的折磨，饥饿困顿，却始终不放弃理想和事业，不失面对生活的幽默和豁达；他们一起，为挽救北京故城与当权者进行无望的抗争。
   据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中记述，1949年以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曾提出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国首都的五条建议：
   1．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2．必须阻止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严格保护紫禁城。
   4．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
   5．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但党中央只接受了第三点，即保留紫禁城。关于工业，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时对身边的梁思成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对思成而言，一个“到处是烟囱”的北京城会是何等得可怕！他转而提出他的第五条建议，即在城西沿南北轴向建设政府的行政中心。这样就既能进行重要的新建设又不破坏城市原有的中轴线。思成把他的计划写成了建议书，并自费印刷发行。他还发表了题为《北京——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众的支持。然而当时支援中国的苏联专家坚持政府必须以天安门为中心。而且，天安门前面的广场必须扩建以备公众集会和游行。他们设想的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的翻版。
   梁、林被任命为设计国旗国徽小组的成员。他们提出国徽要有中国特色（不要镰刀斧头），最后金色和红色的天安门正面图案成为国徽，直到现在还在延用。新政府要求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象征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追念最终导致共产党胜利的历次革命运动的先烈。1951年就开始筹划，到1958年它才最后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思成说它应当像一座中国到处都能找到的石头纪念碑的建议说动了设计小组。由于在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中碑体不能太小，他设想了一个和城门相配的高度。徽因参加了基座的设计并引进了她在云岗石窟研究过的卵与尖形图式。根据中国传统在附近栽种了常绿的松树以表示对逝去的英雄的永久怀念，但后来它们被移走了。
   梁林夫妇最终未能保住他们心爱的北京旧城。当局决定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使他们非常震惊！拆的理由是，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防御工事，现已无用，它妨碍交通并限制城市的发展，它又是可以用于建造房屋或铺设马路的砖头的来源。
   思成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城墙和门楼应该保留来服务于人民的健康和娱乐。他提出城墙顶部“十米或更宽的”空间可以变成有花圃和园艺基地的永久性公园。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展览厅、小卖部和茶馆。城墙底部的护城河和二者之间的空地可以建成美丽的“绿色地带”供“广大劳动人民”划船、钓鱼和滑冰之用。
   “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七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二次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中国的项链’，而应该是‘世界的项链’。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