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朋友，问我这几年文学研究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动向，他想看看，从中发现一些对于研究工作有帮助的线索，我想了想说，你可以注意三个人的研究工作，一个是陈徒手，一个是傅光明，还有一个是邢小群。

   这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差不多从一开始就了解他们研究工作的思路和思想倾向。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人们注意，他们撰写的专书已经和将要出版，看过他们书的人，可以对他们的研究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不能不对他们在研究中表现出的学术敏感和学术激情产生敬意。

   陈徒手的研究，人们在去年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已看到了他的努力。陈徒手不是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但在九十年代有创见的文学研究工作中，他的努力却让人不能忘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在1949后的写作生涯和悲剧命运，有独特的理解，他的研究不是建立在已知的文献上，由文献推出结论，而是建立在第一手的访谈上，他的作家研究，给人别开生面的感觉。陈徒手的研究源于他当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的经历，当时的职业，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众多的作家和他们的档案，他是从这些具体生动的历史档案中产生了学术激情，然后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对作家的理解和把握，极有深度。虽然他的研究不是什么高头讲章，但却给人很多启发，也获得了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研究是有独创性的，想来他目前对邓拓的研究，也不会让人失望的。

   傅光明原来专门研究萧乾，但最能体现他学术创新能力的，不是他的萧乾研究和其它有关现代文学及翻译工作，而是他关于老舍之死的研究。他的新著《太平湖记忆》，不但是对作家研究的突破，也可以说是为现代文学研究开出了新路，他几乎找到了所有与老舍之死相关的线索和人员，而且以一种平等客观的视角，叙述出了他们所见的情景。傅光明的学术激情，来源于他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怀疑和另一种理解，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他的工作也是有开创性的。 　　邢小群与陈徒手和傅光明的研究视角略有不同，她关注的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种制度，是一种制度如何形成对作家的制约。她选择的角度是中央文学讲习所，这个角度是以往研究中国现代当文学所忽视的。邢小群的研究已写成一本专书，年内将出版。邢小群的研究有理论方面的探索，比如她对中国当代文学主力作家的教育背景和延安经历的分析，对丁玲陈企霞悲剧命运的揭示，都有新材料和新的评价视角。对中央文学讲习所与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关系也有梳理和分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十七年文学的研究，邢小群的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解释不清楚延安作家是如何取代“左联”作家和“新月”作家的，也就很难评价十七年文学为什么会成为那样一种格局。 　　这三个人的文学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特别注意对当事人的访问和第一手历史文献的发掘，同时又比较注意研究工作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他们的书都有较强的可读性。这三个人基本不在文学研究的中心，大体可以说是文学研究的边缘人，他们的研究即不是奉命，也不是为了职称，都是自费研究，所以也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因为有真实的学术冲动，所以他们的研究也就有了激情，而这激情是可以感染人的。

   －－转自《边缘》(8/13/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