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罗隆基：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言yyy

   1957年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55万人的右派命运。20年后，中国为"右派" 平反。在当时的知名"右派"中只有以下几位未获平反，他们是：罗隆基、章伯钧、 储安平、 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除林希翎是年轻学生外，其余5位均是1949年 以前就很著名的知识分子。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诞生9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到会讲话，对罗隆基一生作了评价，算是用特殊的方式为罗隆基恢复了名誉。 他称罗隆基是 "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并进一步指出"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1]

   出身清华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1921年夏 天毕业，秋季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离美赴英，入伦敦 大学研究。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 政治经济系讲师、天津《益世报》主编、北平《晨报》社社长、《新月》杂志主编。

   罗隆基一生对现实政治抱有浓厚兴趣，这使他较早地离开了大学讲坛而投身现 实政治，也使他终身在著述上不够丰厚。1923年，罗隆基、闻一多、吴泽霖等人在 美国芝加哥成立了大江学会，这是一个以留美清华学生为核心的政治性团体，鼓吹 国家主义（nationalism），以"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为宗旨。 当年的29名成员中[2] ，如吴文藻、吴景超、吴泽霖、顾毓琇、梁实秋、闻一多、 潘光旦等，后来都远离了现实政治，而走上学术道路。虽然后来他们各自的命运都 很坎坷，除了离开大陆的几位，几乎全成了"右派"，但以罗隆基的命运最令人深 思。

   世纪初成长起来的这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清华出身的这批人，可以说对政 治都抱有热情。当年罗隆基引以自豪的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可以想见青年 学子的行动。当时清华的入学规定是"考生年龄不超过14岁为限"[3]。可以设想， 当一个不足14岁的少年在清华这样的留美预备学堂中呆够八年之后，他们身上究竟 是传统的影响重，还是西化的影响强？可以说他们是从小即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其中最明显的特徵就是早熟的自由和民主观念，这直接表现在对政治的热情上。罗 隆基是将年轻时对政治的热情一直保留下来的一位。他的老同学浦薛凤曾说过，在 清华辛酉级（即1921年毕业班）同学中，有兴趣与能力搞实际政治的当推罗努生、 何孟吾与吴峙之三位。浦薛凤说："努生有其学识，具其口才，弄其手腕，但他至 多是一位自觉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4]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 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 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 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 '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 防宦海风波。"[5]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新月》时期的政治言论

   1928年， 回国不久的罗隆基才30岁。是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而"新月 书店"亦先后在北平和上海开张。这时罗隆基显得非常活跃，很快便进入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他积极参与了《新月》的活动，先后担任了《新月》3卷2期 至4卷1期的主编。《新月》本来是一个纯文学刊物，但罗隆基接编后，陆续登载了 不少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这时南京方面延揽过他，胡适曾将戴季陶的一封信转给 罗隆基，从他给胡适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仕途的热衷，他说："惟原函中所谓在 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人实难答覆"。 最后他告诉胡适"何去何从，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6] 。虽然后来罗隆基并 未赴考试院，但他热衷现实现政治的性格已非常明显。

   《新月》时期的罗隆基著述颇丰，是为《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而所做 文章都在政治学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他的言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自己深厚的 专业知识，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二是以自己对政治学原理的理解，来批评政府 行为的不合法性。

   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发表《专家政治》一文。这篇文章是罗隆基一生思 想的重要代表。罗隆基热衷现实政治，不仅是性格使然，也有很强的理性支配。他 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并明确宣称，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 只问行政，不管主义。"[7] 罗隆基对中国政治结构的评价是行政比政体要紧，有 了好的行政，无论在哪重政体下，人民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 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会遭殃[8]。罗隆基关于专家政治的想法来自美国， 他当时已经注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行政上的专家政治 愤体说， 就是行政人员的选拔制度很落后，罗隆基回国不久，即介绍美国的吏治法与吏治院， 其着眼点即在如何能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出来。罗隆基认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 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这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他又认为，不经过选举、考试而靠推 荐、援引、璘缘，苟且产生出来的全国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 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极方面是要先除 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则是先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9]。

   《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论人权》。他指出，人权简 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不过罗隆基的人权观却不止于此，他认为衣食住行、温饱小 康固然是人权，但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应有之义[10]：

   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 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 他是做人所必须的条件。

   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 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 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

   除此以外，罗隆基还分析了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他引述一位外国政治学家的话 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强迫人民服从其意志的 团体。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 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 厄单地说，国家不能产生人权，只 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11]。说到 人权与法律的关系，罗隆基认为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他亦认为人权有时 间性与空间性，因时因地而不同，有时偏重经济，有时偏重政治。在文章的最后， 罗隆基以"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为题，开列了35条，可以说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 为全面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今天读来仍然振奋人心[12]。

   罗隆基还发表了《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 文章，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他认为，思想 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 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 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 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 血一条狭路[13]。

   此外，《论共产主义》是罗隆基在《新月》时期集中阐述对共产主义看法的一 篇论文，文中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到政治都给予了批评。他在援引一位 英国教授的观点时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的、 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藉由民众所 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14]？之后，他又写了《论中国的共产》一文再次 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并建议他们"解 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15]。罗隆基在文章中集 中分析共产主义何以会在中国壮大，他认为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第一，国民党宣 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成了时髦， 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汪精卫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的功劳。第二，国民党采用 共产党的制度。如今国民党有党的组织，其党治的策略，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 哪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热衷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第三，国民党协助共产 党实际的工作。先知先觉的遗教，为共产党主义作宣传，后知后觉的组织，为共产 制度造实例。同时国民党下级党员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间接的为共产势力实现制造 机会。他进一步认为，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 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及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 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党 发展的机会。

   整个《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过许多文章，他还用"鲁参"、"卤"等笔名 写过许多书评。综合来看，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人权、宪政、约法等政治学理论的观 念有关。他接近共产党，是由于它当时的政治地位还没能将"党在国上"的观念体 现出来。

   罗隆基与"党天下"

   1949年，罗隆基留在新政权内，这时的罗隆基已不同于年轻时期。40年代末期， 在国共两党军事、政治激烈交战的年代，他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一直帮共产党的 忙，而当时共产党为了尽快获得政权，在民主政治方面曾许下很多诺言，对于民主 人士也表现出尊敬和宽容，这些因素对罗隆基的政治选择可能都有影响。

   1950年，他和朋友吕孝信交谈时，曾对吕的抱怨解释说："我怎知道国民党这 样不堪一击？连大江以南也守不住？如果能守住江南，平分天下，共产党也不致有 这样高的气焰。"[24]当吕劝他申请出国时，他说："你不知道，如申请不准，以 后将被歧视，认为思想不良，那份罪可大了，又怎能不怕呢？"[25]可见，罗隆基 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是有所不得已的。

   1949年后，罗隆基一直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抱有足够自信，并曾幻想以自己 当年所做的贡献，可能会成为外交部长或驻英大使的人选[26]。虽然同时代的人公 认他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但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他的书生气就流露出来了。他 渴望成为新政权中的一名阁员、一名部长，但他最终获得的职位不是外交部长，也 不是驻外使节，而是森林工业部部长。以他留美的政治学教育背景，公认的中英文 水平，加上出众的辩才和口才，结果也只能管管木头。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 [27]看他在《新月》时期对政治、国家、政党、民主、自由等的看法，想他在1949 年以后的不适应也是情理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