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疫情出现后，我们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才找到了如何对待疫情的办法。其实这个办法是最简单的。在现代通讯已发达到如此程度的国家里，对于疫情的处理，这样迟缓，实在说不过去。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别处，而在制度。阿玛蒂亚·森曾指出过，在民主制度下，一般不会出现饥荒。因为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始终有一个反对党在那里看着你，政府小有失误随时都会成为下台的理由。另外在民主制度下，信息的传播是自由的。像疫情这样的事，信息的公开，就能在很大程度缓解疫情的扩散，可我们是有传播新闻的手段，而没有新闻。最后在这些最简单的常识上犯了错误。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再发达的现代通讯手段，有时也不能产生作用。
   
   山西现在是“非典”比较严重的地区。因为疫情，使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山西遇到的类似情形。我手边有两册《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这两本报告书，记载的是1918年晋北肺疫防治情况。当时山西晋北的疫情非常严重。在那样的年代里，遇到这样的事，是大灾难。1918年，一个基本没有现代通讯手段的社会，对于大面积的疫情，很难有高效的办法。但吾乡阎百川先生，还是以极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在传统社会里，山西有那样高的行政效率，实在不容易。其实阎的办法也很简单：
   
   第一、绝对公开事实。当年的1月5号，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立刻通电晋北各县，实行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先后撰白话电示数条，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办法，严切执行。”

   
   第二、当机立断。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决策。
   
   第三、开放的胸怀。当时内务部派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来山西。阎先生立即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
   
   第四、相信一切社会力量。疫情出现后，阎立即做出了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请他们来帮助。
   
   因为有开放的胸怀，两天之后就动员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当时国内外对此的评价是：“中外人士，乃致叹于筹策之神。”
   
   其实决策之神的重要原因，一是当时山西有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它与国家力量形成了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二是阎先生当时建立的区村制度，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在灾难面前，这种自治制度，承担了现代防疫行政的许多职能。
   
   疫情过去后，阎锡山把关于这次疫情的所有情况，编成了三本一套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书》，我看了这几册报告书，今天专业的社会学者也不一定编得出来，这本报告书从图片、疫情图到相关的统计，都做得非常专业。我以后有时间，要就这套报告书做一篇专门的论文，看看一个传统社会在灾难面前，为什么会有那样高的行政效率。
   
   (4/23/2003 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