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走了。我沉默。无言无语。

   他的故去，实在有些突然。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真不敢相信。昨天才看到学勤兄关于李先生病情的通报，感到有一些安慰，因为从那则消息判断，李先生的病情控制住了。再说，我上个月还在李先生家里听他谈论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转眼之间，李先生就离我们而去，苍天真是无眼，为什么不能让李先生再多写几篇文章，再多说几句激励晚辈的话？

   我知道李慎之先生的名字比较晚，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邢小群有一个访问知名右派的口述史计划，我非常赞成，希望她能尽快完成。当时李先生也在采访名单上。后来小群完成了采访，收在她的《凝望夕阳》一书中，是经李先生看过的。但那个口述笔录，听说李先生不是很满意。具体原因，我也不好再问。不过从那时起，李先生的文章，我是每见必读。也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关于他的议论，知道了他的为人和骨气，我为前辈知识分子中有与青年 这样相通的人感到欣慰。他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的那句名言，至今想来，还让人感到敬佩。不是所有的前辈都有这样的风骨，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气质。到了九十年代晚期，丁东有一篇文章，谈到李先生。李先生对晚辈的敬意非常理解，虽然他不赞成丁东的那个说法。但他是宽厚的，没有因为丁东的文章生气。

   李先生在九十年代成为中国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敬重的前辈，不是没有原因的。至少在我个人来说，我是先看了李先生的文章，感到他对现代中国思想的理解，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里是最有远见，也最坦诚的。从他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从根本上否定自己曾经辉煌的过去，这很不容易，因为那意味着对自己早年革命生涯的深刻反思。在李先生那个年纪的知识分子里，特别是有过革命经历的知识分子中，他是走在最前面的。他晚年的思想，超越了他的革命经历，他的经历没有限制他的思考，也没有阻碍他对新思想的追求。

   2000年夏天，李先生来上海大学开会。那时我正好有一个机会在上海停留。在学勤兄的介绍下，我第一次见到了李先生。在吃饭的时候，说起鲁迅和胡适，李先生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起胡适的，现在看来，我们是错了”。这话对我影响极深。后来看到李先生关于重评五四的文章，他对鲁迅和胡适的评价，让很多人感到李先生深远的历史感，因为同样的感受，由李先生这样经历的人说出来，真是大不一样。

   李先生晚年，有一个心愿，就是他特别想编一套给中学生用的公民教育课本。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有一年我写过篇《从小学公民课本看国共的教育理念》，通过邵燕祥先生转给李先生看了。我在上海看见他的时候，他还对我说，这事由你来做怎么样？我当时也不知说什么好。 李先生一生对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很高评价，他对民主和自由的最初理解，都得自于他早年的公民教育，在他看来，好的公民教育是会影响人一生的。他去世前那篇关于新启蒙的反思文章，正是要对另外一种思想如何会居于主导地位，影响了和他一样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清理，他要告诉人们另外一种启蒙是如何完成的。这些历史的教训，在李先生看来，对中国后来的文化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如果不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价，就会对中国现代历史失去方向。

   因了时代的特殊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李慎之先生的作用并不彰显，但他在民间的影响却超出了许多重要学者。他没有什么大部头的专著，但他以人格和思想建造起来的影响，为人们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去向。他的突然故去，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损失，他留下的空白，会让我们长久的怅惘……

   我上个月见李先生的时候，本来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当时带了一本他在1956年和张彦合写的《亚非会议日记》，想让他在上面写几个字作为留念，虽然这是一本他并不放在心上的书，但在晚辈看来，总是与他有关的纪念。因为当时人多，我怕再给他添麻烦，就没有拿出来，现在只好成为心中的遗憾，不过这个遗憾，也成为我的另一种怀念。人去思想在。李慎之先生，我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城市里，默默为你送行……

   2003年4月22日中下午2时 于山西太原南华门东四条作家协会(4/23/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