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十年前，我对储安平和《观察》周刊发生兴趣时，有一段时间在北京，每天都去北京图书馆借阅《观察》周刊。那时湖南岳麓书社的影印本还没有出来，在图书馆看书是最累的事。没有办法，只好复印。但还不能完整复印，真是一件苦差事。虽然苦，但因为有兴趣，最后多数还是复印了。后来不仅有了完整的影印本，我还从旧书摊上找到了多数原版的《观察》周刊，算是了却了对这本周刊的一点挂念。我记得当时我看这本政论周刊时，对它的读者来信特别留意，因为从那些读者来信中，可以解读出许多历史信息。我写《〈观察〉研究》一书时，本来还有一章是专门研究它的读者来信的，可惜当时没有一套完整的杂志在手边，只好放弃了。但它的有些读者来信却一直记在心里。其中有两封信印象最深。我抄在下面：
   
   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来函
   
   观察周刊主编先生转贵刊迪化特约记者先生惠鉴：前阅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版之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九期《从迪化暴动看新疆前途》一文载：哈密"某交通人员擅将卡车五十辆出售得价多入私囊云云"。不胜诧异。此奉谕分缄第六区公路管理局，驻新供应局及哈密李专员严密澈查以凭究办，兹据先后申复前来，均以多方调查毫无迹象可寻，询诸当地人士，亦云向无所闻，不知先生对该项消息何处得来，甚盼将发生时日地点名称，检举确切事实，详细密告本部，务必尽法严惩倘为摭拾旁言，或竟出之虚构，不惟淆乱国人听闻，抑且有玷《观察》声誉，应请仍在观察周刊立予更正，以释群疑而正观听，是所盼荷。顺颂撰祺！

   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办公室启（五月二十七日）
   按：此函同时在五月二十八日新疆日报刊登
   
   这封信刊载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十六期封底上，还有一封是这样的：
   
   山西省政府来函
   
   迳启者：顷准太原绥靖公署通知，以《观察》第四卷第九期所载观察通讯《陕北密云将雨》一文，内谈及临汾战事，有谓："临汾则是经过激烈战斗而失守"等语，阅后不胜骇异，嘱转达更正等由。"查临汾战事自三月七日开始以来，迄今将近两月，城垣始终为国军固守，从未转移阵地"。仅东关一隅，被共区占领。刻下临汾城郊战事，仍在进行中。至守军主力，除西安绥署所派部队外，尚有太原绥署所属XX师，由梁副总司令培璜负责指挥。恐传闻失实，相应函请查照更正为荷。
   此致观察社
   山西省政府新闻处启四月廿九日
   
   此信见《观察》周刊第四卷十二期封二。这两封读者来信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正是国共交战最激烈的时候。《观察》周刊当时有十多万份的发行量，在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和军政人员中有大量读者。《观察》周刊当时最受人欢迎的是"观察通讯"。而在这个栏目中又以它的"军事观察"最引人注目。《观察》周刊最后被国民政府封门，就是因为在一篇关于徐蚌会战的军事通讯中，被认为有泄密行为。我们评价一个时代的新闻制度，以及由引此导致的新闻从业者的精神，有时候会产生很多感慨。对一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评价，以往可能只是过多地注意了它的某一方面，而对这个时代的整体政治文化精神没有把握，这样在涉及对一个时代人物和事件的评论时，常常会得出一些不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上面两封读者来信，一个出自当时的新疆警备司令部，一个出自当时的山西省政府。应该说，《观察》所发文章确有失实之处，但从那两封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在《观察》编者一面，他们是有错就改。从事言论工作的人，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的言论会从不出错，但错了就改。《观察》编者没有恐惧心理，没有以为你是"警备司令部"或者"山西省政府"，我编杂志的人就委曲求全，他们的心态都是平和的。在"警备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一面，他们也没有因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对一家杂志任意打压。在那样的时代，涉及的又是那样重要的事情，但双方表现出的态度和理性精神，都映现了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现在失落了的就是这个东西。无论"警备司令部"还是"山西省政府"，都是为国家做事的。我们编杂志的也是为国家做事，虽然工作的性质有差异，但大家努力的目标是同一的，都是为了社会进步，为了社会更文明。储安平编辑《观察》周刊的时候，也有许多苦衷。我们看《观察》周刊，或许以为他是无所顾忌，其实他也常有左右为难的时候，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政治留给他的空间还没有到了让他窒息的程度，所以他还能成就自己的事业。前一段李辉兄送我一封储安平致张申府信的复印件，是储安平为一篇文章向张申府道歉的。信的全文如下：
   
   申府先生：这件事我觉得十分抱歉。
   
   先生的论新政协我们本拟发表，并已排好，但戒严令突然颁布，对于言论自由的环境根本起了变化，我们充其量所能努力的，只能在批评政府的一个范围之内，此间同人认为：尊文在目前的情形下，不便刊载。我希望先生能特别原谅。附上排好的小样一份，藉以证明我们确是付排了的。
   专此即颂大安储安平十一，十五
   
   
   储安平生活的时代不是没有问题，但那个时代在政治和文化上形成的习惯，却也体现了一个时代文明的积累过程，我们对这些东西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以偏狭的心态来对历史妄加指责。钱穆在《国史大纲》的扉页上曾写过几句话，其中最重有的一条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于本国以往的历史需保持"温情和敬意"，他虽然说的是中国的古代历史，但对于中国的现代史，也应当以这样的态度对待。
   
   (2/19/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