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 / 谢泳yyy

　　一、作为自由撰稿人的王小波

   　　作为小说家，王小波的作品并不晦涩。但真正进入他的小说世界，并充分地理解其价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理解作为小说家的王小波之前，我们想先在理解作为自由撰稿人的王小波方面作一些尝试。我们认为，这是走进王小波的精神世界必须穿越的一扇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视野放远，先回顾一下中国自由撰稿人的坎坷历程。

   　　自由撰稿人，在当今中国，这个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不隶属于固定工作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又以写作为职业和经济来源的人。而在英文里，自由撰稿人Freelance，与我们国内通常的理解有所区别，它是指未签约的自由作家。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度里，自由撰稿人都是一种正当的职业。在发达国家，作家、记者、学者中的一个相当的比例，是自由撰稿人。他们这种自由表达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比如英国诗人弥尔顿就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富于自由精神和天才的人，他们显然生来就宜于研究学问，而且是为着学术本身而爱好学术；他们不为金钱和其它的目的，而只为上帝和真理服务；并且追求一种流芳百世的声名和永垂不朽的赞誉，这是上帝和善良的人们对于出版书籍促进人类福利的人乐于赠与的。”

   　　自由撰稿人的产生，是伴随着市民社会而来的。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才有公共空间。而公共空间，是自由撰稿人生存的起码条件。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自由撰稿人这种称呼，但文人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入仕作官，二是在野为民。虽然士的普遍理想是入仕，但隐逸山林的自觉者也不鲜见。还有不少文人入仕不成，于是舞文弄墨，一吐胸中块垒。如曹雪芹、蒲松龄等人笔下的千古不朽之作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古代中国还没有形成在野文人卖文为生的社会机制。曹雪芹文章写得那么好，仍然是举家食粥酒常赊，所以，他们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撰稿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几乎是与现代新闻出版业同时诞生的。自由撰稿人存在的首要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在未有电子媒介之前，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表现方面就是新闻出版自由。在中国，民间办报是从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进步士绅开始的。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和其他几位具有改良思想的士绅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并创办了《中外纪闻》，由梁启超和他的朋友麦孟华撰写有关时事方面的文章，不久便在北京的士绅官员中广为流传，最多时发行三千份左右。第二年，在黄遵宪的推荐下，梁启超又开始了他著名的《时务报》笔政生涯。可见，当时已经具备了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空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中规定：“凡欲以记载物件出版发行者，可向出版发行所在之巡警衙门呈请注册，其呈请注册预备两份，并各详细叙明记载物件之名称，或定期出版或不定期出版，出版发行人之姓名、籍贯及住址，出版发行所所在，有股可分利人之姓名、籍贯及住址，及各种经理人之姓名、住址。”对于违反者的处罚规定为：“所科罚锾不得超过银一百元，监禁不得超过三个月”这说明清末建立的新闻出版的法规也是相对宽容的。20世纪初，西风东渐，在上海等商埠，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已经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为生的文化人。其中从事通俗小说写作者开了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开展启蒙为主旨者则成为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驱。

   　　现代商业书局和期刊的出现，也使得文人有可能选择自由撰稿人作为自己的谋生方式。吴福辉在一篇讨论现代期刊的文章中谈到：“中国期刊的稿酬正式成为制度，据说始于《小说月报》。该刊1910年创办时，即首订征文条件：‘凡投稿中选者，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二元。’当时的物价，查鲁迅最早1921年的日记，《李太白集》一部四册是2元，三人在广和居吃顿饭是3元，到日本医院看病，初诊费是2元，比较贵的是洋行的领结一个6角5分，进口皮鞋一双5元4角。可见商务的报酬，足够养育一勤奋的作家了。”

   　　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40年代末，中国文化舞台上自由撰稿人一直十分活跃。许多大文豪、大学者和著名报人都充当过自由撰稿人这种社会角色。从鲁迅起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民间的书局、报馆可以合法存在。文化人只要愿意，并有一定资金，就可以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杂志、通讯社。民间报刊存在的合法性，不但使得一般的自由撰稿人拥有了生存与生活的空间，就是一些职业革命家，也可以靠自由撰稿维持日常生活。夏衍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我的生活靠稿、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差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

   　　从50年代初起，所有文化人都被编入单位，成为报社的记者，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剧团的编导，国家办的各种研究院所的学者，文联、作协的专业作家，各类院校的教师等等。虽然职业的名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性。工资从单位领，住房靠单位分，职称靠单位评，职务靠单位提，看病靠单位报，出门须单位批……总而言之，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命脉掌握在单位领导的手里，人首先是单位的一员，然后才是他自身。只有主动放弃工资的巴金、主动放弃单位的傅雷和称病回避编入单位的无名氏等极个别的文化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单位人”的例外，自由撰稿人这一社会角色在中国大陆上逐渐完全消失。

   　　自由撰稿人的重新出现始于70年代末。当时出现的自发刊物的作者之中就产生了一批具有自觉意识的自由撰稿人。这些自由撰稿人虽然数量不是很大，在当时也没有条件以自由撰稿为生，但自由撰稿人独立的精神品质就是在他们身上开始再生的。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参与体制内的改革。因而那些在社会上威望较高、影响力较强的知识分子往往寄希望于对政府的改革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其存在方式一般仍是在单位的角色规定内活动。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作家协会的作家、研究机关的学者、大学的教授等等。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自我意识加强。他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我的价值由我自己决定，我的存在靠我自己证明。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文化人摆脱了单位的束缚，走上了自由撰稿人的道路。

   　　王小波是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于1992年辞去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的。他的选择有一种象征意义。虽然他不是最早选择自由撰稿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但在自由撰稿人中，他是最有自由知识分子自觉性的一个。他清晰地意识到在目前的生存环境中，选择自由撰稿人的生存所能享受到的思维的乐趣。他的妻子李银河这样回忆:“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接下来不是有人将自由撰稿人干脆就简称为自由人吗，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按点上班，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在中国哪个单位都有这些事。小波这个人也不是太擅长人际关系的，所以从他这个人的个性和他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生活状态来说，做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他也清晰地意识到他的选择，意味着他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分子开始发言。他在临终前最后一天给远在美国的朋友刘晓阳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从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一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

   　　既是王小波最后的遗嘱，也是理解王小波人生选择的钥匙。

　　二、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传播空间和市场空间

   　　《沉默的大多数》和《思维的乐趣》，是王小波生前为自己两本随笔集所拟的标题。理解王小波，就不能不先弄清“沉默的大多数”的含义。而“思维的乐趣”，不过是思想自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写道：

   　　谈到思想的乐趣，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50、60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如同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惧。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

   　　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

   　　虽然讲的是父亲的经历，但又何尝不包括自己的感受?王小波直到去世，仍有大约半数的作品未能与读者见面。无论是“沉默的大多数”，还是“思维的乐趣”，说到底，还是是否拥有表达空间和传播空间这个问题。

   　　自由撰稿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表达空间。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存在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的。当时的舆论空间里只有一种声音，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否定了“两个凡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而否定了历史上多次“左”的错误，这就从深层上粉碎了现代迷信和个人崇拜。从对现代迷信的信仰危机开始，中国人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观走向多元化。自由撰稿人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公开走上舆论舞台。

   　　自由撰稿人群体之所以能够日益扩大，不止要依赖于一定的表达空间，更依赖于一定的传播空间。传播空间实际上就是市场空间。据李桂海估计，全国现有报纸“一年用稿量1200亿字”。如全国有20万从业记者，“一年也只能写500亿字的稿件，还有700亿字要依靠社会供稿”。他归纳，社会的供稿者大体有三类：一是学者、专家和作家，二是特约记者和通讯员，三是所谓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是稿件市场的产物。最早的自由撰稿人出现在江、浙和辽东半岛的一些小县城，现在条件好的大多已进入北京、上海、广州等信息灵通的大城市。他们多以写报告文学和纪实新闻为主，对象以文艺体育明星为目标，有的还购置了电脑，收集了某一方面比较齐全的资料，所以他们已经变成某一方面新闻写作的权威和专家。他们一般一个月能写几万字的稿件，投稿的命中率也较高，稿费都在千字百元以上，所以一个月下来，也有几千元的收入。”“报纸如果一年需用外稿700亿字，按千字20元标准计算，共需稿费14亿元，假如其中有1/10是自由撰稿人所写，是1.4亿元。按一个自由撰稿人一年平均3万元稿费的收入，可以养活4000多自由撰稿人。如果再加上图书与刊物的用稿，大约可以养活万人的自由撰稿人队伍。从现在看，全国以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估计不足千人，所以随着图书报刊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这支队伍还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