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和胡适之还真是有一点缘分，胡适之人们很熟悉，而胡政之差不多就是一个陌生人了。 　　胡政之，名霖，字政之，是当年《大公报》的三巨头之一。他比胡适大两岁。祖籍四川成都，但因为父亲在安徽做官，所以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安徽度过的，胡适是安徽人，他们也勉强算是有一点同乡关系。1930年，胡汉民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没指名地批评了胡适，说胡适在《伦敦泰唔士报》上写文章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其实是一场误解，胡汉民所提胡适的观点是听说的，胡适根本就没有说过。胡适在这些事上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给胡汉民写信，追问他何时说过那样的话。不久，胡适看到了胡政之的《新都印象记》，就给胡政之写信，问他是不是胡汉民当时提到了他的名字，胡适说：“请你看一个被诬蔑的同宗小弟弟的面上，把当日的真象告诉我。”（《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35页），胡政之收到胡适的信后，给胡适写信，说胡汉民“确对弟提及大名。”胡政之虽然没有胡适的名声大，但在他那个时代，因了《大公报》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作为社会贤达他也是非常知名的。他是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据胡适在1947年给王世杰的一信中说，当时酝酿中的无党派人士中，有四个可能成为国府委员，这四个人是陈光甫、胡适之、莫柳忱，胡政之，可以想见当时胡政之的社会声望。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辞别人世，他的家人还有他的朋友，比如徐铸成先生，都认为他的结局是悲凉的，因为胡政之去世后，有一些家庭纠纷。不过，对于《大公报》的同人来说，他们却另有感触，胡先生的离去，可能是一种不详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大公报》已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还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五十年代初，王芸生率《大公报》同人为胡政之扫墓，不过一年时间，王芸生和《大公报》同人的眼里已满是忧虑了，他们在担心什么？死去的《大公报》时代成了压在他们身上的包袱，《大公报》的阴影已罩在他们心中，他们在给胡政之扫墓，更是在给《大公报》扫墓。

   　　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这几年人们说了很多，它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的从业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在存在的那些年月里，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报纸，并且留下了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好传统，五十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界，恐怕还没有资格对这个传统漠视，因为他们当年做到了的，后来并没有做到，用胡适的话来说，我们总不能拿没有东西的，来打有东西的。 　　

   胡政之去世的时候，当年《大公报》三巨头，张季鸾已在1941年去世，吴鼎昌早已离开了《大公报》，胡政之在当年的三巨头中，是以“经营”著称的，那时人们都说《大公报》是张季鸾的笔，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经营，大体突出了他们三人的长处。

   　　《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能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大公报》在用人方面，也是以无党派为基本取舍标准的，但历史有时候却很耐人寻味，正是这张历来以独立言论著称的民间报纸，却在他的名记者和编辑当中，出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这是《大公报》历史上，为后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徐铸成曾回忆过，1942年，他在桂林《大公报》总编任上时，陈布雷想让他入国民党，但胡政之和吴鼎昌都不同意，当时吴鼎昌已是贵州省政府主席，他对徐铸成说：“不参加也好，置身局外，说话方便些。”胡政之也多次对徐铸成说过：“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胡政之他们在自己一生的新闻实践中，为后人留下来许多经验。他早年办过国闻通讯社，后来又办了《国闻周报》，一直到后来的《大公报》，可以说都很成功。我们看一个时代在新闻制度方面的努力，要注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即要看到一个时代在新闻检查方面的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那个时代里还有那么多的民间报纸在生长，《大公报》完全是一个私人产业，它在那样的岁月里，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么多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它生存的时代，总还是为它提供了一些制度保障，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制度的出现和实践都有现成的例子，胡政之在他手里，不但把报纸办成了名报，在经营上也相当成功，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中国的新闻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胡政之一生，有两件事最为后人诟病，一是他为了《大公报》的发展，曾经向国民政府申请过20万美元的公价外汇，这被许多人指为是受国民党的津贴；二是在国共和谈将破裂的时候，蒋介石要开“国大”，要制定“宪法”，胡政之作为社会贤达，参加了会议。李纯青在回忆《大公报》的经历时曾提及此事，他说，胡政之曾对人讲，国大开幕前，蒋介石召见他，当时傅斯年在座，蒋当时很不高兴，傅斯年说：“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着国家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今天应该决定了。”胡政之只好去会上签了个名，然后就回了上海，再没有开会。因为当时中共和民盟都决定不参加，所以对于参加了会议的其它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向都很反感。关于此事，四十年代，周恩来在延安还有一个说法：“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士被蒋套住。11月11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无有销路……”（《周恩来选集》上卷260页）人在历史中总是有矛盾的，不过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选择，必须要有“了解之同情”。对胡政之来说，他是一个民间报纸的代表，他首要的是对公正的舆论负责，他要保持一个民间报纸的独立性，在一个政治并不十分清明的时代里，他的选择是很为难的，他虽然没有开会，但他选择了参加，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对他的选择，可以批评，但有两个事实是我们要尊重的：第一，《大公报》作为民间报纸的合法性，在那个时代里是始终是得到承认的，国共两面它都骂过，但也都说过他们的好话，它也受过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苦，但这张报纸还是活下来了；第二，胡政之在1946年的选择，不能以对蒋介石的评价为判断依据，因为蒋也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历史人物，是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作结论的，一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能对无党派人士保持相当的尊重，这是一个人的优点还是缺点？是民主风度还是独裁作风？

   　　胡政之还以无党派身份，代表中国参加过旧金山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当时中共代表是董必武，而力主代表团应有中共代表的，一个是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另一个就是胡政之，他们都提议由董必武来参加，名单公布后，周恩来也认为是公平的。据说胡政之临终前曾对费彝民说过；“董必武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有什么样问题，可以去找他。”不过，胡政之死了以后，谁也救不了《大公报》，因为它的时代结束了，以后是《新华日报》的时代。

   （原题为：胡政之和《大公报》）(7/1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