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中共紧急下文在全国收缴、封杀高校出版社为我出版的百万字5部系列学术着作。该系列着作中的《不战而胜》一书，在披露了“国共重庆谈判”相关资料后，得出了国共两党在所谓“和平建国”的谎言下积极备战的结论。当时国民党当局以“统一”压民主，以“稳定”压“变化”；中共则声称：只有搞“民主”才不会乱。60年前的国共内战之初，发生于《大公报》和中共喉舌《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一场“真问题”论争，如今读来，尤响在耳，何其具有现实意义。
   
    当年的《大公报》，曾是以共产党为友的所谓“进步报纸”，其舆论导向常常偏向中共。据查，该报从来不称中共是“共匪”。但就是这样一份“进步报纸”，都因反对内战，主张“军队国家化”而遭到中共口诛笔伐，引发了一场颇耐人寻味的“笔墨官事”。
   

    1945年11月2日，《大公报》面对刚刚爆发的国共内战，刊发了一篇社评《中国政治之路》。该文提出：中国怎样走向民主？取决于一二个大党和一二个领袖。该报总编辑王芸生如此“譬喻”说：“假如我是蒋主席”，将立刻宣布国民党不再专政，还政于民。“假如我是毛泽东”，我会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但不必由共产党专政”，“我争党的地位公开，我争各种基本的人权”，如果这一切得到保证，就取消共产党的地方政权，改组共产党的军队，使之国家化。王芸生的意见很明确：国民党要实现民主，共产党必须放弃地方割据政权和党控军队，也就是“军队国家化”。10天后，该报又刊发了一篇《应该问问人民！》的中性立场社评，说国共“叮叮当当”纠缠的“地盘”和“枪杆”问题，“从人民眼中看来，乃是党派的私争，根本蔑视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文中指出：所谓地盘问题，就是若干省的用人问题，也就是选择公仆。这是主人一事，“不应由仆人争吵”。军队问题也一样。“应该把军队拿出来交给人民选举的政府”。
   
    此文发表一周以后，共产党发起的攻势越来越火，随着北方战事更加凶险，人民看得越来越清楚，其实中共为夺取政权，不惜牺牲民生民计。一向倾斜中共，至少是中立的《大公报》，不得不调整立场，再度发表了一篇社评《质中共》，该社评认为，“中共是当前局面中的一个主角”，也就是主要原因。文中质问毛先生在重庆时，曾风度翩翩地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和为贵”、“忍为高”；而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这时的《大公报》立场坚定地声称：坚决反对国家分裂。该文写道：“政党要争政权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不应该以兵争。以政争，是政策及政绩决定胜败；以兵争，则是以武力决定胜败。以政策政绩胜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胜的，必然是强权专制。”此文至今读来，都倍感一语中的。但就在这篇《质中共》发表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1日，中共《新华日报》便容不得批评，一反友好常态，开始发起文化讨伐。当即发表社评《与〈大公报〉论国是》，大谈中国只有“变”（搞民主）才不会“乱”（打内战），专制不变为民主，社会就不会安定，声称“人民要求变化才可以不乱”；军队国家化是跟着政治民主化来的，军队只能“化”于民主的国家，不能“化”于国民党的一家之“党国”（中共现在自称是“人民当家作主”了，可党的军队怎么还是不“国家化”呢？）。
   
    这还不算，中共面对当时《大公报》的批评，更加猛烈的回击发生在12月8日。那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驳大公报》一文，由陈伯达亲自撰写，讥讽《大公报》关于国家和人民的观念“落伍极了”，“幼稚极了”。无论满清政府、袁世凯政府，都是在“国家”、“中央”、“合法”的名义下打杀人民的。共产党要是放弃武力，人民便只能在刽子手的刀下生活。“《大公报》的作者先生！你们要在人民面前抹煞这种血的经验，血的教训，你们是低估了人民的觉悟了。”
   
    中共《解放日报》用了足足一个多版，刊发《驳大公报》一文，长篇大论中共的“国家观”，“人民观”，令一向亲共的《大公报》饱尝了中共决不允许半点异议的文化讨伐。这场字字句句直逼中国“真问题”的笔战，太至关重要了。真可谓是一场跨世纪的争论，这个“真问题”的争论，今天还远远没有结束。
   
    60年后，中共不以“政争”，而以“武力”胜天下的结局，不幸被《大公报》的社评言中了，即“以武力胜的，必然是强权专制”。当《大公报》和全国人民被“涮”了一个来回，历史的脚步却又圆了回来。如今已放弃“武争”的国民党，反倒开始在台湾以“民主”应对大陆的“统一”，而大陆人民也在要求中共学习台湾放弃“武争”，实现“军队国家化”了。但中共却开始重复他曾一度口诛笔伐的借口“稳定”“统一”压制民主，压制“变”的老路。历史从来没有人能够改写。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中共那篇篇讨伐《大公报》的檄文，如今竟物化成躺在共产革命烈士墓前已经枯萎了的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