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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共三代统治哲学探索之三
保稳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江泽民时代双继承
（一）收买人心从惩治腐败入手
当邓小平彻底退下军委主席的领导岗位，举着话筒向全党作最后的“政治交待”时说：江泽民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总书记。由此，邓小平力主的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也就从此真正接班了。
然而，邓小平在移交权力的同时，也将中国改革道路上的机遇、挑战和风险，乃至他所称的“政治改革遗愿”，一起移交给了江泽民。
应该说，毛泽东毕生信奉意志的力量，凭着“阶级斗争”四个字，打败了蒋介石，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郁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不能不说这是他及其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大胜利。然而，建制后毛先生继续采取人斗人，人整人的斗争哲学，使一个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导致国家经济的全面萎缩，却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他眼看着自己领导的“站起来的人民”却“穷了下来”时，不无遗憾地闭上了眼睛，没有能圆他那个“富强的新中国”之梦。
邓小平在承接毛泽东之后的权力时，也承接了机遇、挑战和风险，乃至那个“未圆的梦”。于是，邓小平基于经验主义的立场，用“合二为一”哲学，取代了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思想，从振兴经济的缺口切入，把解放生产力的杠杆，巧妙地架在了“合”字的支点上——中国腾飞了。于是又有人说，“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了”。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另一面。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在领导改革经济的同时，虽然也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步子始终没有放开。邓小平掌控的改革，没有使政治的半个圆与经济的半个圆“合二为一”，协调发展；没有在政治上建立起必要的公平竞争，民主制约机制。因而社会在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腐败也愈演愈烈，首创了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和腐败发展第一的双记录。这种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结果，便导致了人民“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现实，甚至酿成以“反官倒”“反腐败”为诱因的1989年“政治悲剧”，成为他晚年无法再解开的一个苦涩的情结。邓小平同样眼看着“富起来的社会”又“腐败下来”时，不无遗憾地合上了眼睛，也没有圆他那个要使“中国全面进步”之梦。
后对抗时代，江泽民从邓小平手里接过一面“改革”的旗帜，要圆使“中国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全面进步的梦。然而两个时代、两种权力交接，其背景性质和任务都是不一样的。
邓小平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民心背向、经济崩溃的中国，因而邓小平所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恢复信心，振兴中国经济。他的成功，与他的时代要求是一致的。他的“合”的支点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便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合理性。
江泽民时代面临的是一个继承经济发展成果，进入改革攻坚阶段，人民对社会不公和贪官污吏愤愤不平的时代。因此，江泽民时代的统治基点，就是要：确保社会稳定。他的首要任务本应是“惩治腐败”，进行政治改革，以求不仅使社会有经济发展的效率，更要有民主意义上的公平。这不仅是今日中国的时代要求，也是考验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胆识、魄力、能力乃至能否有所建树的政治试卷。在这张试卷上，必须用新的公式，得出新的结论。
然而，江泽民不过只会守业的平庸之辈，他虽瞄准了赢得人心必须从“惩治腐败”切入，借以树立权威，塑造形象。但却仍然重复“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把戏，却还要煞有介事的大造舆论，发动攻势，仅1994年一年，中央纪检系统就公布查获1490000宗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举报案件，有近4万党员干部被开除党籍，其中做秀式的搞了几个副部级。自1995年开始，又基于维护自己的权力需要“清扫门前雪”，对北京市委动作，追究王宝森、周北方等要员，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妻子也被押向断头台，山东泰安市委、日照市委腐败曝光，甚至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也在十五大前夕被决定司法追究，可谓一举两得。继而，每年为造声势都要动用媒体，不断有腐败分子被清除的报道。后来又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判处死刑。聪明人一看便知，这不过是江泽民为巩固权力，赢得大胆“治贪”的政治秀而已。
然而，腐败是果不是因，是表不是本。刹吃喝风，限坐国产车，甚至惩处成克杰，追究陈希同，以及“讲政治”，抵制“ 拜金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袭”云云，都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温床。这些年来，中共中央三令五申，省市地方我行我素。
腐败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的缺陷，只有建立起公平竞争规则和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这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心愿和全体华人社会的共同认识。时代已向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新课题。
今天，政治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迫在眉睫，需要的仅仅是跨世纪一代人的政治勇气和能力。为什么中华民族在政治上不能像在经济上那样超越姓社姓资的争论，大胆吸收人类政治民主的一切有益经验和进步成果？
当江泽民在1997年“5、29”讲话中谈到：“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时，当他在邓小平逝世追悼大会上呜咽地重提“政治改革”时，当他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不动声色的把政治改革与依法治国并提时，有些人开始暗自猜度，他已经把握了成功地跃向世界重量级政治家的跳板。全球人都在注目，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将在后对抗时代的新纪元中如何动作？
（二）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中共“十四大”是江泽民接班的历程碑。这次会议作出了三项决策：①抓住机遇，加快发展；②明确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③确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双重指导地位。由此可见，江泽民太令人大失所望了。他更多地受制于传统力量的约束，只能贯彻一条既“讲政治”，又“讲经济”，在旧意识形态的制控下，推行“有限改革”，搞“双继承”政治路线。
在江泽民的政治实践中，既有“一分为二”的影子，又有“合二为一”的调了，既在政治上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又在经济上依靠朱镕基大胆走市场化的道路，推动股份制改革和推动加入世贸组织进程。江在政治上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在经济上向市场经济型转型，并深化到国有企业的改革。
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代替社会的全面进步。于是江泽民又主导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决定。在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看来，社会腐败，人无理想，腐朽文化侵入，都是精神文明环节薄弱造成的。因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便成为中共第三领导人渴望动员全党，集合人民的一面精神旗帜。
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曾动员了一个民族投身于政治斗争，捞取政治资本的狂热；邓小平时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动员了一个民族纷纷“下海”，发家致富的激情；江泽民时代则要有第三代领导人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而“阶级斗争理论”已无市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难避“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勿用讳言，旧的信仰产生危机，中华民族失去了团结一致的精神支柱。这已成为困扰第三代领导人意识形态的主要难题。
“精神支柱”不仅仅具有政治意义，还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而无论是仅仅“讲政治”，还是仅仅讲经济，都无法解决人民深层次的精神问题。后对抗时代中国，流行起江泽民在天安门上观光的四句话：“往上看，飞机上坐的全是贪污犯；往下看，法轮功还在继续练；往南看，百万少女下江南；往北看，失业工人一大片。”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正是反悟到这一点，才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这样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江泽民要“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这可以说是一种三点论的认识、思考问题的结果，似乎比仅仅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前进了一步。
然而，这个“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究竟是陈旧的还是崭新的？如果是旧的，那么它是对抗社会意义上的理想与精神，它早已伴随着对抗社会走向没落，不可能再凝聚民心，激发热情。怀旧是断无出路的。它不能用新视野、新思维、新理论来观察与思考问题，令人信服地回答后对抗时代的现实挑战，解决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社会矛盾。这是时代向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提出的一张不容回避的答卷。
从20世纪末开始，我们注意到江泽民为确保“稳定”的政治目标，多次强调“爱国主义”，希望用爱国主义作为精神文明的核心，用以集合民族力量，激发人民热情。这无疑是在尚未探索出新理论、新精神之前，添补信仰青黄不接时的一种临时措施。但是，“爱国主义”毕竟是历代社会都强调的一种精神，没有时代新意。而且“爱国主义”有时会因把握不当而导致偏向，滑向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产生对抗意识。甚至会受“民族至上”主义操纵而“走火入魔”。人类历史上许多好战派，往往都是以“爱国主义”来煽动民众情绪，实现个人目的。中共党史上的极左时期，也常常罩着“爱国主义”的面纱，强化自我封闭与对抗意识。
后对抗时代，世界已有“地球村”“太空船”之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趋同化一体。我们在强调民族利益、爱国意识的同时，也要强调全球利益和全人类意识才是。显然，“爱国主义”已不可能再成为后对抗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为此，江泽民又继“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的三讲之后，推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即从意愿出发，要中共“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希望以此作为对“双继续”的发展，成为第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治国思想基础。
（三）“坚持对话，不搞对抗”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坚持对话，不搞对抗”。这是他继承邓小平树立中国和平国际形象的思想基础。他明确提出“不搞对抗”的立场，又是对邓小平“谁也不得罪”，巧说“可是”观念的一种发展。中国领导人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开展中俄、中日、中美领导人互访，在谈笑中消化“麻烦”，寻求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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