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深受读者欢迎，敢于直面现实，触及敏感话题的《冰点》周刊被强行停刊整顿，又一次聚焦了人们对中宣部滥权的思考与抨击。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到《新京报》、《百姓》杂志等遭整肃，进一步凸现了中共宣传部门在掌控意识形态领域，打压新闻媒体，封杀思想、言论自由的恶劣作用。
   
    曾记否，《南方周末》创刊后，左方先生在中共宣传部牵制下的12年主编生涯中，戴着镣铐舞蹈，一路披荆斩棘，信誓旦旦的要建立“告别‘新华体’，启蒙民主人”，“绝不讲假话”的“《南方周末》宪法”。不幸却在2003年5月新一轮整肃言论自由的严寒下，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张东明“空降”至《南方日报》，任副总编兼《南方周末》主编，由此便阉割了《南方周末》的阳刚灵魂，导致该报“宪法”流产， “新华体”也随之 复辟。《南方周末》声誉从此一落千丈。

    大胆敢言的《百姓》杂志，因关注百姓疾苦、揭露官权腐败而蜚声大陆，而凡是在维护百姓合法权益方面有所建树的媒体，必然对中共官权构成挑战。所以，该杂志准备出版的2006年元月号又被清查，新一期杂志封面上“记录变革中的中国”的要目被取消，焦点栏目“调查”和“观察”不见了，杂志网站也被突然查封。
    2005五年岁末，最引人注目的媒体整肃事件，是《新京报》高管层大地震。来自南方报业集团的三个社委，即总编辑杨斌和两位副总编孙雪冬、李多钰同时被撤职，代替者是《光明日报》派来的三人，从此标志着南方报业对《新京报》管理的终结和《光明日报》全面接管该报编务，《新京报》全面沦陷。 同时，安替先生的个人博客栏目也因抗议整肃《新京报》遭关闭。
    这些年来，在中宣部主控下，思想、理论、文化、出版、新闻媒体各领域，因背离“主旋律”遭整肃的又何仅上述几家。于是以焦国标《讨伐中宣部》檄文为符号，海内外舆论一致声讨一手遮天，劣迹斑斑的宣传衙门，一度成为媒体焦点。人们大多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中共宣传部门违宪侵犯言论自由，处罚、压制舆论媒体的功能，而忽略了他的另一个角色，即直接参与打压、迫害异见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在此，我仅从个人亲身经验的角度，揭开宣传部直接插手、参与对异见人士司法迫害的面纱。
    早在民主墙时期，我因言获罪，被捕入狱，青岛市委宣传部因我是撰写理论文章的，便在上级的指令下，特派出专搞理论研究的宣传部干部宿良箴、周永仁，充当法庭合议庭成员，亲自赤臂上阵，充当法官，开创了中共宣传部毫不掩饰地亲自审判思想犯的恶劣先例。
    80年代“反精神污染”时期，我在《山东法制报》《济南日报》《烟台日报》《省广播电台》等发表诗歌与文章，省宣传部直接下令追查。当时便由宣传部亲自挑头，组成包括司法部门在内的联合调查组，对我进行全方位的审查。其中一位调查组成员（曾为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后转行做了律师），因了解了我的全部案情，后来竟成为我的忘年交。他就是2002年为我出庭辩护的一级律师霍心琳老先生。在宣传部所主导的此次调查中，上述媒体均遭整肃，连《烟台日报》党委书记周某都被免职。
    1996年春，我的百万字5部系列著作冲破重重封锁，在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系列书刚一上市，即遭中宣部下文紧急封杀，全国收缴。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孔心田，在其上级的指令下，亲自带领市委宣传部与市新闻出版局的人员，前去讨伐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领导，并由当时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与高教委主任李铁映联合签字，处罚出版社停业一年，正副社长及总编全部被撤职，导致海外舆论哗然。（参见《白话真文周刊》连载《一套百万字学术著作被查封真相》）。当时中共《内参》报道声称：“牟传珩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传发到各新闻出版单位，导致我与最高法院出版社已签订出版合同的两套，300余万的丛书出版流产。此后我在大陆撰发文章，出版书籍，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似的化名进行。
    2001年夏，我因撰写批判性文章和主导营救被构陷入狱的异议人士燕鹏先生，再次被捕。宣传部为配合迫害异议人士，竟给司法部门提供所谓“执法依据”，肆意阉割、歪曲我的理论文章，做出充满文革遗风的“审读意见”，对我的文章观点进行定罪。该意见称：“在思想理论方面，这些文章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宣传违反宪法的政治观点，从根本上否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攻击‘三个代表思想’；在政治方面，这些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领导的合法性，为1989年‘六、四’事件翻案，煽动反对党的领导和我国现行政治制度并为其出谋划策”（见本案《判决书》第5页）。这种由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直接审判文章观点，制造“执法依据”的做法，实为中国后文革时代所罕见。正是这样的一纸“审读意见”，竟被21世纪的中共法庭援用作为判罪定案的司法依据。由此可见，中宣部已经成为大陆镇压异议人士赤裸裸的参与者。中共宣传部门的这一恶劣角色，更值得社会舆论给以高度关注。
    此外，近些年来，宣传部门又把手伸向一些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公共知识份子。如茅于轼、章诒和、戴晴、刘军宁、张祖桦、贺卫方等的文章、言论均遭封杀，甚至一些较开放的网站论坛，也被迫撤掉了他们的主持人栏目。一些崭露头角的新生自由派知识份子如余杰和王怡等人，在国内媒体更是备受打压。 此据晓波先生最近撰文透露：2003年时，《南方周末》等报刊上还能不时地见到余杰的文章，他的著作也大都能在国内公开出版。但自2004年以来，他在大陆报刊上的发言空间急遽萎缩，他的著作，要么被出版社退稿，要么刚一出版就被封杀。到了2005年，他在大陆报刊遭到全面封杀，甚至他的没有敏感内容的硕士论文，已经与某出版社签约，但最终出版社还是迫于政治压力而单方面解约。完全靠网文起家的王怡出名之后，曾一度变成大陆开明报刊争相聘请的专栏作者。他曾被聘为《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社论主笔之一，又是《新京报》、《新闻周刊》和《了望东方周刊》的专栏作家之一；但自从他被中共宣传部门多次点名之后，他在这些媒体上专栏纷纷被取消，其文章已经很难见诸于国内媒体。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宣传部门在扮演这种角色的时候，其屏蔽的已不仅仅是言论，而是那个人与那个名字，甚至对他的每一个喷嚏和每一口唾液，都进行全方位的封杀。必要的时候，他会直接把你扭送法庭。警惕，中国的宣传衙门不仅是关闭思想、言论自由的门卫，更是反人权的打手。
    （原载《人与人权》）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