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终审判刑后与亲人、朋友会见不久，全国就因“非典”漫延，陷于高度恐慌、戒备状态。看守所也随即被封闭了，不准会见和送任何物品。我从电视上得知，北京重灾区最高时每天发病者高达二三百人。全国上下到处戴口罩，撒消毒液，海陆空全都设关卡，强制所有旅客测体温。有些重灾地区和单位被封闭隔离，北京市长与卫生部长，都因防“非典”不力被撒换，许多公共娱乐场所停业，学校停课。
   
    在看守所里，强制每人购置口罩，提审时必须戴好，向外发送犯人的工作也停止了。而我这“已决犯”，更是前途未卜，不知何时发往何地。
   

    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打报告要求下楼晒太阳，借在放风场所活动之机，挖苦菜花和小草，用各种洋垃圾塑料瓶盖载培，放在监室窗台上，让点点绿色，调剂牢狱里死一样的灰色。这些各式各样的绿色小生命，竟成了我情感孤独时的寄托。狱中“小劳”，见我如此酷爱花草，便向管教要来棵小仙人球给我。我捧着它，如获至宝，安放窗台，成为我牢狱之中最忠实的伙伴。当我在消沉的时候，会把小仙人球视为灵魂相通的生命，与它对话，与它交流，以至于成为我在青岛第二看守所最后岁月里情感生活的一部分。
   
    正是那些日子，中央电视台上演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该片虽线条太粗，对历史与人物的把握也不准确，还有刻意造作的痕迹，但仍招唤起我对满清帝国覆灭前后多事之秋的深刻反思。其实在中国这个信奉“君权神授”，拥有几千年的专制国家里，任何改造它的主张与方案，都显得那么力不从身，无论康有为、梁启超、扬度等保守党人的“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都难以成事。辛亥革命虽迫使皇帝退了位，但资本主义体制并未确立，不仅康、梁、杨等改良派，还信奉皇权，即使以革命为口号的孙、黄、宋等，都带有浓郁的封建邦会色彩，所建立的组织，无不具有专制制度的基因。中国根本就没有自然而然地形成资本所有者利益集团，来主导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机制，又何谈“资产阶级革命”？尽管他们也照搬了西方资本扩张的政治形态——宪政体制，有摸有样地搞起国会与法律，但从未从根本上铲除中国人治与专制的文化土壤。从袁世凯、孙中山到蒋介石的全部民国史，无处不藏污纳垢着独裁专制、强奸民意的事实。同理，在一个资本所有者群体并未成熟的时代，更何谈“无产阶级革命”？尽管中共领袖集团们，同样照搬了西方思想家们的政治设计—— 社会主义，但却改变不了其“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本质。毛泽东无非是洪秀全的复制品。这一点，连前苏共独裁者斯大林都看得清楚。当今中国宪法所承载的统治意志，不过是把“君天下”，变为“党天下”，把一姓执政，变为一党执政，也就是把“主权在君“，变为了“主权在党”而已。这里的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全都变成了用意识形态生产政治命令的机器。法律只不过是命令的外衣。21 世纪的中国，仍在关押异见人士，审判思想罪犯，老百姓连说出不同政治见解的权利都没有，民主何在？共和又在哪里？
   
    我正在那段边看《走向共和》，边思考民族命运的日子里，中华国难日——“6 、4 ”这天到了。往年的这天，我都会与几个要好的朋友聚在一起，与外地朋友相互沟通，以示纪念。而今我只能在难狱之下，寄目苍穹，浮想联翩。为表达我在狱中特有的纪念，便把早已写好的那篇政治申诉——“我为什么主张放弃社会主义”一文，正式提交狱方，让他们做了登记，代为转交。也就是在我交上这文章不多会儿，分管一楼工作的“小劳”，因我给他写过上诉，总想找机会报答我，那天便突然跑上楼来告诉我，管教们私下说，我明天将被发往省第一监狱。“小劳”这话，令我大吃一惊。说实话，因我还有一年余刑，没想到他们会舍近求远，要在“非典”封监期间，单独将我发送济南。“小劳”说的很肯定，而且说此消息在所内“绝密”。他让我立即作好准备。这个消息对我来说，非同小可，它意味着我的命运即刻将发生意外的变故。
   
    山东省第一监狱会是什么样子？那里迎接我的又是何种劳改生活？我能经得起如此“改造”考验吗？我的心境突然就紊乱起来。恰巧这天下午，分管接见的李管教，上楼给我送来一双布鞋，说是我儿子探视送来的。我拿着这鞋，心里猜想，一定是家人得获我要被发望省第一监狱消息，用送鞋的方式表示送行。于是我便给儿子写下这样一首诗：
   
    寄思冬雨
   
    2003 、6 ．4 日，我就要被从青岛看守所押解济南山东省第一监狱
    服刑，恰逢儿子送来一双新鞋，故有感而作：
   
    我去了 消失在紫色的苍茫中
   
    再不能站成一把伞
   
    守护你风雨交响的脚步
   
    我依在读不懂的春天里
   
    用不眠的夜 丈量你的肩膀
   
    灾难会不会在承受中破产
   
    你能使伤感的泪蓓 绽出芳香吗
   
    我期待每一天
   
    你的脚印里 都冉出一枚太阳
   
    无论生活承载着什么
   
    都用阳刚的感觉去歌唱
   
    也是这天下午，一个与我关系不错的管教，借巡视之机，见无人便悄声对我说：老牟，你明早6 时前会被发往济南。他说完便走了。这消息与“小劳”的话印证了。当时直接分管我的管教由冯转为薛。这人瘦高个，大背头，人挺滑。我曾对他说过，发我走前给个通知，我好收拾一下。这晚本不该薛当班，他却没走，就在我房间对面睡觉，但却不动声色。其实他是奉命来看守我最后一晚不出问题的。当时，我已确信自己要走，便连夜整理好所有要带走的衣物、被褥等。我收拾着行李时，心便沸腾起来，但不仅毫无悲凉感，
    反倒豪情满怀，犹如就要出征的战士一般。我心想：不管未来是龙潭虎穴，我都要去闯一闯，不就是三四百天吗，就算我去“采风”了，要不《难狱回忆录》还真缺了一节，怎么可以没有劳改生活呢？
   
    第二天天刚亮，也就是5 时半左右，值班管教就跑来正式通知我，准备好东西，6 时前发往劳改队，但并不告诉我去哪。那时，全所犯人都没起床，楼上很静。对面的薛管教，急急忙忙爬起来洗刷，过来看我。我对他说，你不是答应我发劳改队时提前给个通知，我好收拾东西吧？他支支吾吾地说自己也不知道。其实我早已整理完毕，只等起程了。他们通知我不过20 分钟，“小劳”便来打开号门，要帮我向楼下运东西。我恋恋不舍地望着培植的一窗小草，竟不由自主地伸手把那棵曾能与我心灵对话的小仙人球，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大茶缸里。我希望它能以不变的忠诚，伴我渡过艰难的劳改生涯。“小劳”催促我说，于副所长在楼下等候。于是我便随他和薛管教，趁看守所囚犯还在晨梦中熟睡时，走下楼来。
   
    楼门口处，停放了一辆专程赶来的面包车，于副所长、冯队长和孙管教在车前候着我，没有武警押运，所以没有发老白时的那种阵势与悲凉。由于他们专程送我远道去济南，便顺路带了个“法轮功”，说是送潍北监狱的。他们见我随“小劳”提着两大纸箱和一个大行李包走来，便迎上来态度友好地让我打开行李，说是履行手续。“小劳”随便看了看我的东西，便帮我把行李运上车去。我在上车的一瞬间，孙管教给我带了手铐，说这是规定。我没难为他，便问送我去哪？他们都回避我的目光，不回答。
    我说：“不就去省监狱嘛，现在还保密？”
   
    “你怎么知道？”于副所长吃惊地问。
   
    “你们不告诉我，总会有人告诉我，我早知道了”。
   
    他们不再说话了。
   
    2003 年6 月5 日 晨6 时整，押送我的囚车在晨旭擦亮的大铁门里，悄悄地驶出了青岛市第二看守所。我的心霍然敞亮开来，情绪兴奋，两眼看不够马路两侧飞驶而过的流光泛彩，绿树成荫。那时，青岛市区里很沉静，但爬墙蔷薇喧闹着还没败落。
   
    囚车很快便冲出市区，奔驶在济青高速公路上，我透过车窗，视野里遍是白云飘忽下，一片片金黄色麦浪和葱葱郁郁的林木草丛。那美好的世界就在眼前，似伸手可得，却又相距遥远。车开的不快，大约行驶了三个小时，驶进了潍坊市区，径直向滩北开去，要先送那“法轮功”。据说山东司法厅有规定，被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轮功，一律集中在潍北监狱服刑。由于当时正是“非典”时期，沿途不时有穿白大褂的设卡测体温，体温超过37 、5 度以上的，不让通行。到了潍北监狱，就更严了。那法轮功首先由队长陪同，去医院全身体检，体检合格后，又驱车送劳改队。但在入劳改队大门时。由于天热人心燥，他体温偏高，人家怎么也不收。无奈之下，只好把他再带回看守所。当我们掉转车头时，已是中午。那天很热，谁也没吃饭，他们便急着往济南赶路送我。车又行进了约两个小时左右，我们便进了济南市区，很快找到山东省第一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