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1日这天，正当全世界聚焦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能否成功的关键时刻，国内爆出一则新闻：山东青岛“异见人士”燕鹏先生，在去越南旅游海关边检时，被突然拘押。这一消息颇有震撼力，立即在海外各媒体掀起浪波，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及英特网上均有报道，继而又传出主张“广交友、不结社”的独立知识分子牟传珩为营救燕鹏，多次与“不结社”朋友们主动与当地警方联系，希望政府在承诺改善人权，争取申奥成功的关键时刻，缓解矛盾，平息舆论，维护政府形象，但均未获果等消息。
   
    2001年7月14日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第二天，青岛潮气特大，十分闷热，傍晚天空转阴。我正应邀赴刚从台湾回青岛探亲的杨群女士之约，与她的几个同学共进晚餐，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燕鹏夫人钟女士打来的。她用泣不成声的语调告诉我，燕鹏被青岛市公安局一处（即政保处）借用四方区公安分局名义，冠以“偷越国境罪”正式拘留，刚刚查抄了她的家。
   

    中共申奥成功第二天，就肆无忌惮地对国内异见人士“下手”，而且罪名如此离奇。我基于与燕鹏多年患难与共之谊，酒宴上立即坐不住了。坐在我身旁的杨群女士似觉察了什么，便用她已感染了台湾风味的家乡话低声问我，发生什么事了?我说，燕鹏出事了。因大家都是朋友，她听后为之一震。受我情绪影响，宴会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走出了酒楼，我对杨群女士黯然一笑说：真抱歉，你刚回来，就扫你的兴。
   
    杨群说：“大家都是朋友，我也不好受。”她见我脸色不好，告别了她的几个朋友，对我说：“你心里难过，我陪你到旁边茶楼喝杯茶，稳定一下情绪再回家。”就这样，我随她进了台东一家茶楼。
   
    我们相处很投缘，一年前她赴台湾成婚，这次算是回娘家了。分别这么久，本该有很多话说，但那天我怎么也提不起神来。她关切地问：“你没事吧？我说：放心吧！等燕鹏事情有个眉目，再好好为你接风。说着我起身与她道别，只想一个人静一静，看有什么法子解救燕鹏。”
   
    那一晚，我彻夜失眠。我因年青时代熬夜创作，染上失眠症，本来入睡就困难，此时此刻，就更难以安静下来。这不仅是为燕鹏的不幸而痛苦，更是对官方这种乱扣罪名，陷害异见人士愤然不平。那天凌晨，就觉得天空特黑，那黑似乎在浓缩，浓缩成猫头鹰的眼睛。
   
    7月15日这天，与中国政府申奥成功消息在海外传开了一样，燕鹏被以“涉嫌偷越国境”的荒唐罪名正式拘留的消息，也在海外公布出来，成为中共申奥成功后向国内异见人士开刀第一案，海内外朋友纷纷电话表达关注慰问之意，几家海外媒体也打来越洋电话向我采访。从那天开始，我常常深夜被电话铃声吵醒，回答各种问题。也是这天下午，我约了七-八个关心燕鹏命运的朋友，在台东一家酒楼商议燕鹏一事，并特意邀来了钟女士，向大家介绍抄家的情况。大家担心燕鹏会不会在外闯下什么祸，或随身带有违禁品。照常理分析，燕鹏去越南旅游，在接受边检时被拘押，根本不存在逃避关检，私越国境的行为，不可能构成“偷越国界罪”。青岛公安一处假借四方分局名义抓人，其中定有隐情。我对朋友们说：“公安拘留犯罪嫌疑人的法定时限是30日。如果我们不能争取一个月内救出燕鹏，就会转捕。”为此我提议第二天清晨一起去市公安局找政保处办案人员“对话”，陈说利弊，请求放人。当年市公安一处的人平时常找我们声称“对话”，要我们遇事多与他们联系。
   
    7月16日清晨，我起了个大早，从天山小区223路公交车终点站乘车，一路西下，但早上交通堵塞，车行了1个多小时，才抵达青岛市公安局。走下车来，我看到李协麟、牟孝柏等“不结社”朋友，已等在公安局门前的石台阶上了。我们本打算早一点赶到，以便在门前拦住一处的办案人员。但事不如愿，我们瞪大眼睛，搜寻进大门的所有车辆和人，均未发现他们。市公安局的大门把守的挺严。我们进不去，只好用手机给他们办公室拨电话，说找郑科长或老田。对方问我是谁，我说牟传珩。我是他们的老“管理对象”了，从民主墙时期算起，他们已监控我20多年了。他们一听是我，便回答说郑与田还没到。我们放下电话只好等，但过了会儿再打电话，对方仍说未来，我们便生了疑心。我又打电话说，如果郑科长与老田不在，希望能见见处领导，对方让我们等着，说要汇报，于是我们放下电话，便在大门前等候里面会出来什么人接待我们。
   
    7月的岛城，正是暑气蒸人的季节，此时太阳又高高立起，阳光火辣辣地泼向我们，但大门前并无遮光的地方。我们在此久侯了近一个小时，仍不见有人出来接待，大家都意识到不对劲。于是我又用手机联系，对方却再也不接电话了。这时，我们才深信不疑，对方有意回避。这说明他们是要对燕鹏动真格的了。我当时有点急，便到附近一处公用电话又给一处拨电话，果然对方上当，接了电话，且正是那个常年与我们打交道的老牌女政治警察田某。她一听是我，不说话了。我当即说：“老田你别演了，我听出是你，不是没来吗？”
    “噢！”她吱吱唔唔说：“我才来。”
   
    “你不是平时总要找我们谈话，怎么又要躲避了”。我说。
   
    她故作不知地问：“什么事？”
   
    我说：“你很清楚，何必作态。”
    “燕鹏的事与你无关。”老田说。
   
    “那你是不想再与我们对话了？”我提着底气反诘了她一句。
   
    老田稍迟疑了一下说：“等我请示一下再说。”
   
    老田放下电话后，我们无论再怎么联系，一处的电话也无人接听。以前他们拘押过燕鹏三次，我们都用对话的方式将他解救出来，这次他们却连对话的机会都不给了。
   
    那天，大伙在市公安局门前，被盛夏烈日暴晒了一个上午。这事件被海外媒体大肆炒做成：山东“广交友、不结社”朋友，为营救燕鹏，在青岛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成为又一次舆论焦点。
   
    为了营救燕鹏，我当时与“不结社”海外朋友协调，由邢大昆为美国营救燕鹏发言人，薛超青为欧洲营救燕鹏发言人，我为大陆营救燕鹏发言人，及时向世界各地传送燕鹏案件真相与发展情况，赢得国际舆论声援。当时海外媒体及人权组织都对中共为何要在申办国际奥运会主办权成功的关口，向异见人士开刀大惑不解。燕鹏究竟有何背景?身系什么故事?又做过什么?令中共痛恨不已，竟不顾刚刚向奥委会承诺要改善人权的国际舆论，一定要向燕鹏下手，一时成为海内外朋友寻求破解的一个“秘”。
   
    据燕鹏夫人钟女士回忆说，抄家的时候，仅仅搜走的是我撰写的那套95年已被中宣部下令查封的谈判系列丛书，和我的一些文章底稿，以及我放在燕鹏那里仅有8元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存折。为此朋友们不无忧虑地担心，公安局是不是要将矛头对准我。与此同时，济南“不结社”朋友申贵军，遭到省公安厅、济南市及区局三级公安人员联合传讯，调查的内容是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甚至燕鹏都传出话来，让我尽快处理掉电脑里的文件与手稿。由此我判定他们审讯燕鹏的主要方向是关于我的故事。
   
    我多少年来始终坚持公开、理性表达异见，恪守“不从政、不为官、不结社”的民间立场，主张“全民和解，共同妥协，民主无类，双胜都赢”的新文明理念，充其量发表了批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宣扬阶级对抗方面的理论文章，都是在公安局严密监控下进行的。这么多年走下来，我根本无惧于来自官方的任何威胁，更何况如果公安真要对我下手，就更不能逃避了，我骨子里就没有“逃”的基因。因此当时我以坦荡的心境，不顾朋友们的忠告，依然故我地为营救燕鹏奔走呼号。那几日，我放下所有的事情，为燕鹏写文章，请律师；三天两头与海外朋友沟通，传送信息；随时与燕鹏夫人联系，了解情况，表示慰问；直到找市政法委，写控告书，抨击公安当局以“莫许有”罪名侵犯人权。有位律师同学对我说，你这样做公安局非常记恨你。当时我的外甥正寄住我家读研究生，我唯一的顾及是担心一旦出事，会影响他的学业，没想到他对我说：朋友遇难，就要这么做！我听了这话好感动。细细品来，友情的深刻往往会强化人性脆弱的一面，也许他是受到我们的友情感染，也许他已感悟到燕鹏蒙难令我寝食不安的焦虑与痛苦。当时我真的是想，无奈于燕鹏坐牢，还不如我也进去好受些。
   
    为给燕鹏找个好点的律师，我特意找了已好久未见的同学纪斌。他是青岛市中苑律师事务所主任，荣获青岛十大杰出律师称号。他念同学之谊，接下了谁都不愿沾边的政治案子，但青岛公安局却以“涉及国家机密”的荒唐案由，拒绝律师介入。纪斌及助手状告至市政法委，但仍无结果。他无奈地对我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
    这中国特色的“主义”，简直太宽泛、太深奥了，竟宽泛、深奥的藏污纳垢了多少天怨人怒，不可理遇的事情！我有把握燕鹏“偷越国境”案断不能成立，但眼望燕鹏被拘留一个月的法定期限界满，我已濒临绝望了。依照中国法律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关押一月仍不释放，要么被劳教，要么就转捕，而转捕的前提条件是判刑。燕鹏被关押的第30天，也就是2001年8月13日，营救燕鹏获释的希望如同天空上的一颗流星，终于滑陷了。绝望之下，我找到燕鹏夫人，想做最后一次努力，让她给我的宅电挂个电话，就说要进京上访。因我的宅电受警方监控，我的初衷是想借此阻止燕鹏被批捕。当时我接钟女士电话时说：我与你一起进京上访，界时我会约见海外媒体记者。也就是在我们通话的同时，根本不按常规出牌的警方，正在孕育着一场罪恶--一一道密命下发了。